衝突中的創作和理論
——朱以撒
當代書壇，隨著書法學的提出和構建，我們會發現書法創作、理論已經和許多學科的關係緊密而不可分離了。這些關係的建立，顯示了創作、理論所涉及到的客觀關係日益擴大，而主觀上對藝術形式的認識、理解也將會比以往複雜得多，這也為創作和理論中的文化張力提供了條件。
傳統的哲學認為，世界可以抽象地分為物質和意識兩大類；波普科學哲學的分法是劃為物理、精神和精神產物三個世界；信息論哲學則認為世界由物質的能、原料和信息三要素組成。然而作為藝術——藝術家精神世界的物化形式，還有一種無從觸摸又的確為人感到存在的製約或引導，這就是關係，書法家在藝術這個世界裏的確認和選取，是創作中關係處理的一個重要方麵，因為藝術之網絡何其寬廣，可納入其中的關係是無限的，因此就存在一個選擇取棄的問題。古今書法家比較而言，古代書法家的知識麵要比當今眾多的書法家寬廣而有深度，而在技巧上的掌握又簡單於當今，在主客體的關係上，“發乎情止乎禮義”，對前人範本的關係，可以如素描般地摹仿，如鏡子般的反映，以不變應萬變。許多禦用書家甚至可以用一種技法直至終老，其中指導創作的可以是前人的某些原理，引以為金科玉律。因此，在捧讀前人的作品時，無論書品如何低下、平庸，在技巧上都不會有什麼差錯，並且嫻熟程度也比較高。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書法藝術和其他方麵關係的性質是和諧的、平靜的，其共同的發展方向是向心的相吸的。由於形成了各種關係的距離構成正比，對文人的書法創作發展起到促進與鞭策。進入現代，書法家的生存環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20世紀中外文化的大碰撞、大交彙的背景下，人們是很容易注意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許多五四時期的文化探求者，他們可以在西方美學和西方哲學思想的多元探究中建構自己的拯世救民的思想武器，朝著政治化、社會化、理想化的方向，完成對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