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炒作了一段時間的“流行書風”，雖則不是什麼重要的學術問題，但近來書壇上對其進行的批評和反批評卻構成了一道讓人欣慰又讓人無奈的風景線。這集中體現在近期《書法導報》所發周俊傑與王鏞的幾封公開信上。
書壇都知道，周曾為王寫過一萬多字的作品集前言，被書壇視為頗具學術價值的個案研究佳作：周還為王之書法被人斥為“假、醜、惡”的代表、直至要“鞭笞”而站出來撰文，為之辯護，可見二人的關係之親密非同一般。而我們感到欣慰的，正是周先生並非因親朋老友而放棄了原則，他兩封致王鏞先生的信中對“流行書風”具有高度學術品味和學者風度的批評，使我們感到了一位學人的真誠和高風亮節。這是否預示著人們曾反複呼籲我們這個時代要形成真正書法批評良好學術環境的願望由此而進入到一個更加令人欣慰的階段？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王鏞先生的“反批評”。他在複周先生的信中避實就虛、聲東擊西，不正麵進行回答和論辯，而是強詞奪理地提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企圖以此攻倒對方。對事實的歪曲，加之王朔式的文風，很難相信它竟出自一位京華名牌大學教授之手。即使如此，周先生也平心靜氣地對之進行了一一回答，並再次深入地從學術角度談了他對當前書壇諸多問題的看法。細細地閱讀和品味兩人的文章，便可深深地感到，二者的學術水平和人之整個素養，可謂霄壤之別。這裏我們再舉出一個例子，乃周先生也未發現的問題，從中可領略到王文文風和為人的一斑。
4月10日《書法導報》刊發《王鏞答周俊傑先生“萬言書”》中有以下一段話：“據我所知，早在15年前即1987年，劉正成先生就在《書法》雜誌第五期上提出了‘新古典主義’的概念，那篇文章的大標題就是《‘新古典主義’的創作傾向》。”接著以一種洋洋自得且毫不饒人的口吻說：“您可千萬別說您從來不看《書法》雜誌，而且也沒聽說過此事。”周先生在《再致王鏞先生書》中說：“恕我寡聞，未曾見到。”周先生當然見不到這一文章，因為該期《書法》雜誌及創刊二十多年的所有《書法》雜誌都從未刊登過劉正成先生的《“新古典主義”的創作傾向》一文，而更為荒唐的事是，劉先生也從未寫過這一為王鏞所杜撰出的文章。但王鏞先生既然白紙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