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書，亦稱“幫牓書”，古名“署書”，指題寫在宮闕門額上的大字。後來把用於牌匾上的大字通稱“榜書”，也稱“擘窠書”。擘，劃分。窠，框格。原指刻印時在印章上劃分的橫豎界格。擘的另一義為拇指，故又引申為“大”。顏真卿《乞禦書放生池碑額表》：“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後泛指大字為擘窠書。榜書既為題榜之書，為醒目起見須做到兩點：一須形體大，使人遠觀可見。二須易識而不易混淆，因而多為規矩的隸書，楷書、行書題寫，而很少用篆書或草書。
我國的書法藝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曆史的長河中湧現出了無數成就斐然的書法家，他們遺留的碑帖法書流派紛呈，美不勝收。從美學的角度看，美又有優美與壯美之分，“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清?阮元)。我認為以王羲之王獻之為祖，追求纖細柔美輕盈秀麗如宋微宗、趙孟頰、董其昌的優美書風，纖弱凋疏不太適宜作榜書；而以壯碑為宗，上溯漢分乃至三代鍾鼎彝器、下及顏真卿、楊凝式、蘇軾、錢灃、趙之謙、翁同 、何紹基等壯美書風，體現氣吞河嶽雄健豪放氣勢的書體更造宜作擘窠大字。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曾去鎮江焦山尋訪《瘞鶴銘》。《瘞鶴銘》原刻在焦山西麓山崖之上，宋時遭雷擊碎為五塊墜人長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自江中打撈出砌在定慧寺壁上，於今陳列於寶墨軒碑廊。關於此銘的年代及作者前人眾說紛紜。清汪鑒說“焦山瘞鶴銘書撰姓氏自宋迄今紛無定論，然指為陶隱居者(陶弘景，梁代人——作者)十之七”。宋人李石、黃伯思，明人項穆、顧炎武，清代翁方綱也持此說。今人翁運閩根據銘後題名地望，碑文文風、碑版體例、書體演變等因素定為晚唐人所書，並以宋趙明誠《金石錄》將其列入唐代為佐證。無論出自何人手筆，《瘞鶴銘》的藝術價值是不容低估的。康有為跋其拓本“溯自有唐以降，楷書之傳世者不啻汗牛充棟，但大字之妙莫過於《瘞鶴銘》。因其魄力雄偉，如龍奔江海，愷虎震山嶽”。見到《瘞鶴銘》摩崖之前因有“大字莫過瘞鶴銘，小字莫如凍癡蠅”之說，我以為其字定然碩大無比，及至見到刻石方知字徑不過四五寸，“莫過”之說，言其氣魄也。學榜書者臨習此銘可得雄渾寬博之氣勢。
筆者原籍山東省平度縣，縣內大澤山石刻聞名遐邇，尤以大澤山西南天柱山之《鄭文公碑》而譽播海外。《魏故中書令秘書監鄭文公之碑》簡稱《鄭文公碑》，又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