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王羲之對當代書法的意義
劉宗超
書法創變在近20年得到了空前快節奏的發展，書法展覽及比賽活動此起彼伏，一批批書法家通過展賽活動脫穎而出，展賽對培養“現代型”書法家的作用是極其明顯的。但是，展賽好像文化“快餐”一樣，漸漸引起了人們的反思，“學者型書法家”、“書法大師”(非貶義)的呼喚不絕於耳。誠然，偉大的時代應當產生偉大的書法家，而呼喚“大師”這一舉動的本身便顯示了人們對當今書法狀況的憂慮。曆史上的大師是如何產生的?雖然時過境遷，但曆史成就大師的規律無疑能夠對今後書法大師的產生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還是讓我們 通過王羲之“書聖”地位的成因總結一下吧。
王羲之以流美遒勁的書法藝術開一代風氣，自南朝宋虞穌《論書表》將羲、獻父子並稱“二王”以來，“二王”幾乎成了中國書法的代名詞。“二王”書風至今綿延了近兩千年，它成了中國書法發展的一根主線。人們學習書法，莫不以“二王”為榜樣，無論後世書家取得多大成就，莫不拜伏在“二王”腳下。在“二王”之中，人們又以王羲之為最，王羲之成為唐代以後曆代所推崇的“書聖”。清代碑學的興起，本是為了反對陳陳相因的“閣帖”和日漸委靡的書風，後代書家不斷吸取的民間書法資源，也是在一定帖學基礎上的吸收改造而已。有成就的碑學一係書家大多得益於“二王”帖學的營養，因為“二王”書法的質樸、剛健之風根本不是碑學書家們所反對的對象。就書法審美和書法創造而言，碑學和以“二王”為代表的帖學並不是截然對立的。有意思的是，我們很難說在曆史上有足可以與“二王”比肩的碑學大家。近現代所出現的“碑帖結合”的創作取向，偏重於指碑學書家以帖學補救學碑之不足，“二王”的地位並未因此受到影響。
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獲得，與唐太宗不遺餘力的褒揚關係極大。一是，在史官編纂《晉書》時，唐太宗親自為王羲之作傳論，在前代書家中，獨尊王羲之;二是，在貞觀初年，太宗不惜內府金帛征求王羲之墨跡，並命大臣鑒識編目，精工拓摹，使王羲之書法大行於世。但唐以後朝代無不以王羲之為尊，則說明他“書聖”地位的獲得，並非一時一人的努力所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