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融合的一條道路
從沙孟海對康有為書法淵源的一個發現說開去
葉培貴
康有為一般被看作是清代北碑書風的吹鼓手，在實踐上則可稱作是殿軍，其書史地位，基本上是被認可的。然而，若論其學書淵源，單純從北碑考慮，或有所不周，可能會忽視一些有啟發價值的地方。
沙孟海先生可謂大家，其《近三百年的書學》對於清代書史，極富卓見，對於康氏學書淵源的討論，尤為精辟：“他雖然遍寫各碑，但也有偏重的處所。……他對於《石門銘》得力最深，其次是《經石峪》、《六十人造像》及雲峰山各種。他善作擘窠大字，固然由於他的意量寬博，但其姿態，則純從王遠得來(也有幾成顏字)，眾目可看也。鄧石如、張裕釗是他所最傾倒的，作書時，常常參人他們的筆意。但還有一家是他寫大字寫小字以及點畫使轉種種方法之所出，而他自己不曾明白說過的，就是伊秉綬。試看他們兩人的隨便寫作，畫必平長，轉折多圓，何等近似；瀟灑自然，不夾人幾許人間煙火氣，這種神情，又何其仿佛。”又在《清代書法概說》中說：“康有為本人書跡，題榜大字，大氣磅礴，最為絕詣。……氣魄從《石門銘》、《泰山金剛經》出來，真可以雄視一世。”①其關於康氏北碑書所師法的六朝碑版的說法，當是書學界的共識，馬宗霍《霎嶽樓筆談》亦有相似的說法：“大抵主於《石門銘》，而以《經石峪》、《六十人造像》及雲峰山石刻諸種參之。”②而其指出康氏使轉方法來源於伊秉綬的說法，則可謂發人之所未發，靈犀獨照，別具隻眼。
這一發現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就一般角度看，當然可以說它對於康氏書法的研究是一種創見。但依筆者的意見，這可能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於，如果循此追溯下去，可能發現碑帖融鑄的一條重要的途徑以及顏真卿書法在形式上的一個巨大優勢。
在北碑重光以後，優秀的行草書法傳統與北碑傳統之間如何溝通融會，是清代書家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具體說，可以這樣提．問：北碑書法的獨特氣骨，如何才能用筆墨表現出來?進一步說，如何才能避免學習北碑書法容易出現的刻板、生硬，而變成一種出於自然的書寫?再進一步則還可以更直接了當地說，能否將北碑書法行草化?
從點劃形式上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有“圓筆”“方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