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帖”者，蓋言曆代“名人”書法手跡及其摹本、刻石之類；所謂“碑”者，多指姓名淹佚的非名人書跡——“民間書法”而已。
“名人”書法，魏晉為手劄，或有碑表讚頌；唐多為碑銘墓誌；五代以降複以書劄為尚，且為書而書的自覺創作行為日盛。後世傳承的規則法度，無不來自於這一豐厚的文化遺存。
綜觀法帖，可謂鍾靈毓秀、儀態萬方。魏晉“名人”之書，意態高古，蕭散簡淡，以“韻致”勝。鍾氏《薦季直表》隸意尚存；二王父子傳世小楷，點畫已脫隸法，而字形結構左右開張，略呈扁勢，當與漢隸相去不遠。至於蘭亭雅集、率意所書之《蘭亭序》，更是天真爛漫，不可複得。
入唐以來，文化興盛，魏晉時代的率意、簡約發展成氣嚴法備。歐、顏點畫沉著端莊，橫平豎直，一絲不苟，將“唐人尚法”推向極致。而“顛張狂素”似與世不合，他們用波瀾壯闊的筆墨營造出了一片個性天地。是為“破法”，而又在為後世“立法”。
世謂“宋人尚意，明人尚態”。宋代書家能夠越過壁壘森嚴的“唐法”圍城，已屬不易。他們善以學問識見滋養書法。蘇、黃體例頗遭後世非議，乃因末解其蹊徑獨辟處。董其昌屢譏東坡之筆為“墨豬”，卻不知自家故作“淡遠”風致的蒼白無力。
明清之際，書法之士皆性情中人，用筆奇拙，千姿百態，雖失風雅，良多生趣。曆代法帖均出於名家之手，術業專攻，世代研求，相因成習，漸成法度。而所患者有二：其一，書劄之作皆案牘之用，難於大字，懸於廳堂之上，缺少豪健之氣，視覺效果不佳；其二，後學之徒囿於法則，中規合矩，易流於千人一麵，準求個人消息。
南北碑版當以《張猛龍碑》、“—二爨”及《龍門造像記》為重。其書粗獷樸
茂、爛漫天真，破盡魏晉成法。然《張猛龍碑》等筆意為刀鋒所掩，《龍門造像記》用筆之法多失，此亦不可不知。
晚清之際碑學大盛，世人競相研習，盡掃“館閣”積習，書壇為之一新。究其有成就者，趙之謙、康有為、張裕釗當屬其列。當彼之時，國運衰微，康有為等有識之士痛心時局，遂提倡革新除弊，並以駕輕就熟之書法，力主“尊碑抑帖”。這其中雖不無卓見，然未免矯枉過正：康氏本熱中於政務，書法不過為其“餘事”而已。後世習者不加揣度，斷章取義，仍將“尊碑抑帖”視為金科玉律，殊不知數千年帖學傳統豈可斷送於片言隻語!況碑版之書本為紀事，草率之筆或出於工匠之手，安可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