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是刻石的總稱，即在石上刊刻的書法作品，如墓誌、石碣、石闕、造像等，尤以漢碑、唐碑和魏晉南北朝墓誌造像為典型。帖的本義為尺牘，自魏晉以來尺牘書法衍生為帖學，魏晉、隋唐、宋、元、明為衍化的重要朝代，其中晉人帖學為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碑學崇尚“壯美”，屬於“崇高”這一美學範疇，其思想淵源是儒家的仁美、大美、充實之美。此美學範疇包括兩個方麵，一是追求雄健，二是追求醜陋。強調結字“以茂密為宗”，主張筆畫意勢舒長。正如帖學注重蕭散淡雅的書卷氣，碑學則大力提倡“書存金石氣”，從鄧石如、伊秉綬到吳昌碩、康有為，碑學大師們更注重於作品的擴張感和凝重之氣，“力沉著而出以澀氣”，體現了作品外在的力感，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和撼人的藝術感染力。碑學對書法的一大貢獻是將傅山所提出的“寧拙勿巧，寧醜勿媚”的書法美學觀應用到書法創作上。一時間，大量民間書法登上了書法殿堂，其充滿探索精神和表現形式的豐富性為書法藝術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為書法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源泉。
帖學的形成發展是魏晉玄學盛行下的產物，而其根本是老莊之道。魏晉名士向往一種無限自由的境界，崇尚心靈與自然的對話，通過虛靜和無為的人生態度體悟萬事萬物之本，以達到心靈的絕對自由，獲得超越肉體的精神解放。因而我們看到了帖學在以王羲之為代表魏晉南朝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美：空靈、跌宕、蕭散、遒媚、灑脫。與其說晉人書法高不可及，不如說是晉人的精神境界後人無法企及。後人對晉人書法的頂禮膜拜，歸根到底是對道家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帖學正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進行創作的。孫過庭強調作品以“誌氣平和，不激不厲”為上，歐陽詢《八訣》中也說“氣宇融和，精神灑脫。”這種柔美的風格發展到極至的是元代大書家趙子昂，而明代董其昌書法卻以淡雅衝和樹立了帖學的典範。帖學書法在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文人階層一直是這一藝術的主要創作者，因而帖學具有高度的人文主義色彩。技巧的因素居於次要地位，作品折射出來的人格品位成為衡量書法藝術品位的重要條件。
碑學和帖學作為兩大書派其關係是對立統一的，碑帖可以互補而不應排斥對方。發展帖學不能忽視碑學的價值存在；提倡碑學也不能以犧牲帖學為代價。碑、帖在美學上的地位是同等的，不存在誰高誰低。碑學在發展中應逐步吸收帖學的人文氣質，以書卷氣來充實其內涵；帖學也宜兼融碑學，熟中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