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英與王羲之二帖 張誌欣
前幾年，民國著名書法家、收藏鑒賞家張伯英先生的後人贈我一部台灣1978年複印出版的《右軍書範》，線裝，於右任先生書簽，內收張伯英先生舊藏東晉王羲之的《此事帖》《十七帖》和包世臣的《十七帖疏證稿》。再翻此書時不由想起了伯英先生賞鑒、購藏、影印出版王帖的故事。 張伯英博學好古，尤其於書法、金石、字帖的賞鑒造詣極深，在當時即以鑒賞和收藏名貫京師。清末民初，世值動亂，國之寶物流於民間、廠肆甚多，張伯英則極力購藏保護之。最為世人所稱道的是伯英先生當年購藏王羲之的《此事帖》和《十七帖》。
《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鬱岡齋帖》和《經訓堂帖》等，鈐有金章宗“明昌禦覽”等數印暨黃庭堅、黃伯思諸家的觀款，明吳寬題跋：“右軍此帖所存僅二十字，亦蓋嚐入金源禦府，章宗數印猶燦然楮墨間，簽題亦其手筆，信可寶也。”明陳繹也說：“右軍《此事帖》三行，筆如遊龍，所謂筆書也。”大家知道，書聖王羲之的書法， 自唐之後，片紙隻字無存，我們也隻有從唐人的摹刻勾填中去領略他書法的風采了，此帖則為唐代的摹本，舒展大方，行筆流便，雍容酣暢，欹側蕭散，真瑰寶也。《十七帖》更是寶中之寶。王羲之的代表作，曆來推《集字聖教序》《蘭亭序》和《十七帖》，世無異論。《十七帖》集王羲之尺牘二十九種，多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撫者，源遠且正，為王書中最為可信者，其書法精絕，曆來奉為草書圭臬，是各代習寫草書的範本。唐代的張彥遠、宋代的黃伯思都把《十七帖》稱之為“逸少書中之龍”。朱熹也說：“《十七帖》玩其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為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者。”明方孝孺更是盛讚：“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園勁於浮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道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
《十七帖》曆來刻本甚多，不下百種，張伯英所得原藏內府，民國六年(1917年)流出，張伯英慧眼識寶，購之於北京隆福寺書肆。此帖末載跋語“付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臣褚遂良校無失”二十字，跋語上方大書一個“”字，此乃唐太宗從王書尺牘選取優者，宸筆助學，頒布天下而寫的，由此更可知《十七帖》之珍。啟功先生感慨地說：“如此棗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鑒，山陰麵目，遂歸湮沒，如此勝緣寧不當大書特書哉。”張伯英的父親張仁廣也頗具鑒賞力，他到北京見到此帖後，大為賞愛，日夕展玩，遂作讚語，亦深有見地，特錄之：“蕩天門，跳龍臥虎，赫矣有唐，冠其書府，舉世宗傳，蘭亭定武，我疑晚出，依托非古，百三十行，以貽周撫，山陰幾，千齡猶睹，傳摹逾千，莫此本伍，升元淳化，爾所孳乳，翰墨之皇，法帖之祖。”讚後又跋之：“《十七帖》經褚河南審定右軍第一奇跡，而佳刻獨少，《鬱岡》《來禽》所摹勒皆魏道輔本，其文不全，書亦佻薄，包慎伯入多尖鋒出多挫鋒，轉折僵削之評當矣。但真館本不爾，惜慎翁不曾見。近世所傳，以 薑葦間本最古，猶在此下，是吳文定故物，張子明跋語致佳，亦勝薑本諸題。兒子伯英得之，晴窗展閱，老眼為明，病不能書者七年矣，為之讚，命伯英錄附卷後，戊午三月六日銅山張仁廣識。”因為大家對張仁廣先生知之不多，故將全文錄出，以彰先生之名。
張伯英在得到《十七帖》後的七年，又收到清代名家包世臣《十七帖疏證》的手稿，遂於1927年將逸少二帖附倦翁乎稿結集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書名《右軍書範》。將兩件國寶呈於世人。後因世事變遷，戰火連綿，這書存世就不多了。1949年，伯英先生孫張如禾回北京結婚，將一冊贈與同事賀湘俊，後來張如禾和賀湘俊都去了台灣，此時賀手中的《右軍書範》已成孤本。賀湘俊在得知張如禾已失存其書時，便將此本又原璧奉還，張如禾於1978年複印出版，並請國民黨元老大書家於右任先生題簽，至此伯英先生之願又得償矣。 張伯英能於民間得識書聖二帖，偶然的原因不無存在，但決定的因素是其學識和鑒賞能力。啟功先生在《張伯英書法集》的序言中就說：“物聚所好，前賢早有明言，法書名拓，每聚於勺翁門下，實由識力所及，因緣又其次也。”張伯英家學淵源，18歲就考中舉人，自1914年起任北京政府陸軍部秘書、將軍府秘書、國務院秘書廳幫辦，1924年任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但張伯英個性耿介，書生意氣，到處所見軍閥割據，政客虞詐，民不聊生，到1926年又遇“三一八”慘案發生，於是憤而辭職，專事書法、著述，主纂《黑龍江通誌》。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平津陷落，敵偽要人王克敏乃屢邀先生就任偽職，先生皆堅拒之，矢誌名節，窮且益堅，閉門謝客，讀書墨耕，可見高風亮節。 張伯英收藏法書名拓的真鑒，還在於他對書法的理解和實踐。先生早歲正書學顏魯公，草書習王鐸，18歲得包安吳《藝舟雙楫》，而改習北碑，終身不輟。先生雖以北碑為主，並沒有揚碑抑帖的偏頗。他的傳世作品以行楷為主，根植漢魏，化以蘇黃，氣脈貫通，方圓並用，不落窠臼，他的楷書功力尤深，北魏唐楷冶為一爐，最為時人所重。關於他的書法，啟功先生尤有中的之評：“點畫沉著，使轉雄強，楹聯大字，如在便箋之上，殊不見有意用力處。始警勺翁於書藝之功，如熔銅鑄鼎，隻在指腕之間，而莫知其力如何運化至於斯境矣。”啟功先生還向我們講述過勺甫先生書法的故事：當年張伯英每日用元書紙，臨寫龍門造像之精品，書寫若幹則劄為一束，然後放置床下，友人建議去賣，他堅持不可。後來北邙魏誌出土很多，精美又過於龍門，張伯英又終日摹寫，因為他書碑之名遠播，就有不少人求寫墓誌，因此，市場上也就有了先生所書墓誌的拓本。年輕的啟功先生於廠肆見到，開始剛見一角，還以為是新出的墓誌，到展開看到款字，才知道是先生所書，啟功先生讚歎：“可見北朝書家的八法之妙，已融於先生指間矣。”正是由於先生對書藝的精熟和學識的廣博，其沙裏淘金，廠肆得寶，才成為必然中之偶然，而成如此一段勝緣，成就如此一大功德。
來源：經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