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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強:米、王到底能走多遠
發表日期:2019-11-19 05:31:25 來源:本站 被閱讀[12292]次

1989年某日,《書法報》登載了一篇並不長的文章,卻為國內的書家提供了一則有價值的信息,那便是日本人喜歡米芾、王鐸的書法。在中國生活久了的文人圈子迅速沸騰起來,海上的沈家集團,南京二不門影響,沙係的普及因熟就俗,一切混亂的思緒便一下給澄清了。

不知是米、王瞬間給人們一種法的提醒,還是傳統的再呼喚;還是米芾、王鐸技法上的可塑性,抑或是中國人熟知能詳伯樂的厲害,想再次體驗王學仲、範曾們出口轉內銷的成功之路。

總之,米芾、王鐸之書體風靡天下,無論是書劄的普及,還是章草的流行,都不能掩去米、王的權威性。時至世紀末,這兩種書體仿佛秦始皇統一文字一樣,給統一成一種基準。為此,筆者想就米、王之盛以探討,並請教於同仁。

 

一  米芾、王鐸代表著一個時代的頂峰

米芾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文化極為張揚的時代,宋代諸皇對書法藝術都是傾注了極大的興趣。而且高宗、徽宋的書法成就都堪稱一代大師。書畫家當時的地位也遠非今日可比,加之當時的藝術領域無論是聽覺、還是視覺方麵都是那樣的貧乏。毛筆文化在文人士大夫中是別無選擇的,無窮官本位的門麵裝點,還是藝術本位的創新狂潮,無一不帶有功利色彩。再加經過了唐代數百年的法化過程,書法的領域裏,一方麵受筆正心正論的束縛,一方麵受唐代楷、草的慣性影響,宋人的尚意是潛意識中存在的。蘇東坡的書法當然沒有自己的詞賦改革的步子大,隻是給書法的情緒化影響、逸筆草草打好注腳。黃庭堅的放射性筆劃和他禪意十足的狂草才是書法史上定位的基礎。當書法史漸漸由後人書寫的時候,也就對他們的職業按照意願重新進行了分工。這次分工便是宋人在書體上主要承包行書,在崇尚上是以意為主。但宋代的書法家蘇、黃、米的重量級別與其他人比較起來,太大懸殊,所以遠不比唐代那麼星光燦爛,而是廖若晨星。尚意又是極其抽象的事,無論是鍾明善的《中國書法史》,還是陳振濂的《尚意書風管窺》,讀來都不如唐代書法那麼令人對書法家生出更多的崇敬之心。過於高明,需要人們花太多的心事去玩味的意趣,是否會加重今人的心裏負擔?那麼,對於宋代書法的座次,也就是要按需要重新劃定一個次序。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是不是宋人尚意就是目前的“現代書法”,是摒棄“法”,還是發展“法”?那又得回到書體分類上,宋楷除了因人而重書之外,楷書一無可取,“歐、顏、柳、趙”就沒有宋人的份。康有為也沒有十分肯定宋楷,他隻卑唐,似乎連宋楷卑都不卑。與今人談起書法的入門功夫,即便是十分傳統的習書程序,人們也很少能想起宋楷。除開一些投機分子,宋楷是不被人看得起的,這種投機,便是瘦金體。草書是黃庭堅的專利,他是與懷素、張旭成三足之勢磨洗之後的中國書法史上的顯赫yabo22官网 。他的行書也承擔了一些抽象尚意的義務,但他章法上的避讓對書法史的貢獻遠大於意,這似乎又入了法的範疇。行書這個版塊,蘇東坡分到了天下第三行書的指標,在一定意義上講,全麵承擔了尚意的責任,扛起了一麵大旗幟。米芾在做什麼?是曆史選擇了他,他的“臣書刷字,八麵出鋒,爽利風流,變化萬千”,他的“騰挪跳蕩,瀟灑倜儻”無疑代表了宋的意外之“法”。行書需要蘭亭、聖教二序而外,行書還需要另外的“法”。也許“韻”和“意”是行草的精魂,但即便是在蘇東坡那裏敗訴的米顛,也還沒有進化到任筆為形,任意塗抹的地步。那麼仍有一種天然的束縛。王羲之當年,人們把他的書法改革叫野騖,米芾的刷字卻能得到響應,說明了他的實用性。因此,從總體的蘇、黃、米行書比較,而不是比較單一人作品,米芾無疑是有宋行書的頂峰。

王鐸,在明末清初的書壇上麵對的情況比較複雜,首先是忠奸的考驗。傅山、黃道周一個在恣肆,一個在飄柔上已經下了很大功夫。今草的功用因有明一代大家的衝擊,而帶有極大的挑戰性。徐渭的目空一切,被傅山承襲了,而且在很大範圍內有相通之處,隻是一個用長毫圓筆,一個用短毫鋪毫。黃道周與傅山有著相似的品格,而且還增加了壯烈的成分。他的書法又在結字上的寬博的方向發展,在無論那一種場合都比較合宜,所以王鐸要站住腳存在著很大的風險,而且從反證的角度去理解王鐸的曆史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可以肯定地說,收藏、肯定、讚賞一個貳臣的藝術品需要一定膽量和才識,需要尋找一種類似張瑞圖書法可以防火的理由一樣,當然誰也不會去用火一試他的作品是否創作在石棉紙上。給王鐸書法的存留沒有找到直接理由,那隻能有一種解釋,就是作品的絕對一流,因為幾百年的大浪淘沙,對書畫作品的遴選和收鑒者流,也不全由傻瓜和文盲組成。還有一個問題更不客氣地說明:明代的草書,大家筆鋒不夠健,陳道複、文徵明、祝枝山對草書的貢獻都不夠大。徐渭、八大山人雖然都各有創造,但青藤的破壞是否太大了一點?滿幅殺氣的作品和滿紙的抱怨、不平,在很多場合也許不合時宜,曆史已經把把雅玩的書法推上了廳堂。因而從可觀、可讀、大氣磅礴幾方麵綜合評價,王鐸又占了上風。加之康乾之際,沒有什麼大書法家,劉石庵還是治國平天下的第一使命在支撐著,遠不及王鐸的專業性強,更沒有王鐸在這方麵花費的精力多。之後的訓詁影響,有清一百多年整個在重整篆隸的曆史了。草書的領域再也沒有以前二王家法的純粹。相比較而言,則是沒注意就讓王鐸領了頭功。也許是世無英雄,遂教豎子成名。

 

二  米芾、王鐸代表著舊中國學習書法的程序,是公認的既有傳統功力又能出新的典範

米芾的書法是綜合二王成功的,他的小楷直取晉人古法,其他楷書因行書所掩,未有極大的影響,李太師收的晉賢十三帖,他卻臨寫得認真,偶爾也寫一些篆隸作品,因而從豐富的角度去講,也實在是個厚積薄發者,如今有許多說不清楚的小王書作,他都作為做假嫌疑人讓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屢屢質疑。米芾僅僅活了五十六歲,並不是多壽的藝術家,習書可以長壽的理論對他是個例外,然而就在這56年的生涯,卻有了五十幾年的刻苦學習階段,作為一個成名的藝術家,仍然是大字典的編輯,他積古字的時間一直延續到五十歲。自雲初學顏,後學柳,又學歐褚、段季、魏晉法帖,師宜官、《詛楚》《石鼓文》以及鼎銘等,蘇東坡都說米芾書“超逸入神,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愧而已”。其實史載:李北海、沈傳師、徐秀海、米芾也好學而不厭。而蘇東坡卻在三十八歲的時候就因詩文獲罪被貶黃州了;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早已在三十幾歲就名滿天下了,作為江西詩派鼻祖的地位,也遠不到五十歲這麼老;無論是蔡襄還是蔡京,也沒有五十歲那麼成就書名。而用這麼大功夫研習積字的就隻有米芾了。雖然他沒有種幾十畝芭蕉去學懷素,沒有幾十年不下樓學智永,因為他不是精專的而是廣博的,不是獨傳一種絕學,而是在創造一種程式,他的書法如此,繪畫如此。創造米點法的衝動,遠比畫得好更可貴。他收藏古字畫、奇石、名硯挖空心思,留戀山水的癡情,在鎮江築樓不忍離去,是自然之奇、自然之美的崇拜者,以至於愛得發癲。藝癡者技必精,而對於米芾而言,實在可以說是技進乎道了。

在眾多五十歲人都守成的時候,米芾卻一反常態,丟棄了他的積古字工作,搖身一變成了前衛得可以的改革家,而且改革的步子更大。

王鐸和米芾一脈相承的地方,就是在改革大潮中獨自做一個守舊派,這種守舊是否與趙孟頫當年的守正是為尋找魏晉文人人格自由的向往。象陳傳席在《中國山水畫史》裏描述的那樣在感動和自責的矛盾中,尋找另一種寄托呢?不得而知。趙的魏晉追尋,與王的二王承繼,與米的再消化,王鐸給世人留下了形式各樣的大量法帖,從長卷到巨幛,再到自行刻壁可以說是北魏以後的第一人,他也有為天下法的欲望。中國士大夫的書法大多是詩之餘,為官之餘,政務之餘。米芾做了閑差,書法是專業的,王鐸做了二臣,雖然官居一品,仍是書法之餘才做官,這種刻苦精神是足以天下學書者立起一種典範。那就是“二王”是永久的遠古的唯一的導師,其他的豐富隻能是支係與變種。

 

三  米、王的字型結構與筆法能有短期效應

米芾、王鐸的書法本身就是一種綜合的集大成者,直取米王也可以說是一種捷徑。米芾筆法沉著痛快,變化倏忽早已產生出一種豐富多彩的麵目,取米直習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從魏晉、唐宋其他書家入手更有成就感。米芾、王鐸的書法在氣勢上有先聲奪勢的壯闊美,米的字內多變,王的倚側跌宕。特別是首先將濃淡墨引進書法的王鐸,真正能體現墨色的豐富性,濃淡、幹濕、潤燥,孫過庭敘述了那麼多,但真正大膽地玩得墨色之妙的第一人卻是王鐸。王鐸還是平靜的,遠不是張顛、米顛、楊維貞、楊瘋子,隻有一種平常心,這平常心卻有了偉大的壯舉。不但是濃淡墨出現在書法裏,還將那些大膽的水墨過多滲得一踏糊塗的字好端端地留在字中,更妙的是,人為地將那大墨蛋後邊用極枯的筆劃調整過來,這種大枯大潤的極端化對比組裝在他本來就有意搖擺著的行間,鑲嵌在重、濁、深厚的章法中,出現在熔金般的筆劃間,那種沉著與空靈的對比形成了極大的落差,這種落差又恰恰是中國人最喜歡的東西,在相當一段時期中,濃烈的、強刺激性的事物,容易被人接受,米芾與王鐸的快感與深刻有他直接的效應。

與此同時,行草這種體製在廣大的書法愛好群中占有的份額陡增也是重要的原因,誰也不能否認,整個八十年代書法人剛剛蘇醒,還未來得深思的時候,早行者就急切地承擔起改革者使命,其立論便是這個時代“尚”什麼,我們這一代人要幹什麼?加之隨口都要隻爭朝夕,使命感過強,便就有了急切,急切就想抄捷徑,當代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口號裏,有不拘一格“認”人才怪現象,當時的早行者們想到的問題也與全盤西化者有相似之處,那就是先拿來再改良的方案。拿來什麼,唯一的是日本書法,日本書法的拿來便有了經久不衰的流行書風,這種以打爛風格,幅幅不同為目標的流行書風至今仍有極佳的市場。但當他的流行還在最火熱的時候,日本人卻還中意王鐸、米芾,村上三島甚至於還在日本成立了王鐸書會,中國畢竟是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地方,王鐸、米芾的還是那樣的豐富,能寫得一手即便是臨習之作也很搶眼,賣好。原來流行書風的追風族,繼而又有了繞樹三匝、唯米、王是兩棵梧桐樹的感覺。流行書風沒有的是範本即便能寫出很日本某位書家一樣的作品,寫出跟中國某位流行書風的領袖如王鏞、郭子緒一樣的作品也算抄襲,如果能寫出一幅與顏、柳、歐,甚或王羲之一樣的字也算是小兒科。而如果臨習一幅王鐸的作品,寫成一手絲毫未變的米體,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成為大家名家,這個其實不用請律師問為什麼,因為中國人曆來就知道事實勝於雄辯。君不見曹寶麟教授,黃惇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振鐮教授,中日交換教授,徐本一中國書協學術委員會、創作委員會雙料委員。寫米,具有生殺大權。河南如今有大名者無論男女,寫起草書來幾人不諳王鐸?獲獎作品行草書類幾近80%以王鐸、米芾為母體。所以,趕海的弄潮兒,便知道了米王看漲的行情,

 

四、米芾、王鐸介於出世和入世之間的尷尬和許多知識分子鎖在金籠還是林中自啼的兩難心境有著共鳴

中國書法的很多內在的東西仿佛陸遊寫詩一樣,工夫是在詩外的,中國的唐書之盛是與功名有關的,中國的晉韻也與官場的遊戲規則沒有太大的矛盾,象唐人的酒量與官位無關一樣,飲中八仙全是些名士不假,也全是些高官。唐人以書作為取仕的前提,書法成了擠身仕途的敲門磚,詩是見麵禮,是本領有外在表現,封建時期的士大夫與大家名家密切相連。如果這聯係過於脆弱,比如嫉妒這玩意兒作怪,那大概就會亂套。宋人書法隻提蘇、黃、米、蔡,這冠軍、亞軍首當其衝的是受害者。以致於東坡也會說自己被聰明誤一生。因何而誤,露才。那米芾就比較複雜了,才是高超的,無論詩書畫,怎麼才能自保,在那種複雜的環境中,他選擇了癲,但他的癲,明顯不同於徐渭、楊維楨,頗類宮庭皇嗣們的把戲,以此作為保護,隻是為了讓妒嫉的人不要過於提防。官本位的中國,幾品太重要了。他一不小心就混到一個副部長做做。但並不在官場留戀什麼,所以,在皇上麵前也敢耍賴不還硯台;跟朋友在一起也敢以死相脅,貪汙人家的名帖。不賴不貪的隻剩了官,這樣的人,官場上還誰跟他過不去?這一點他的癲可以說有點高明,象老子那樣,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他純乎技法改革的思路,使他超然物外,真的有點通脫,還有一點那更重要,便是不結盟。政治上和藝術上都不結盟,所以有不戰而勝的奇特效果。因為當時的帝王們特好此事,結盟有時候也是危險的征兆,以至於成了無論是元佑黨人,還是蔡氏集團,乃至皇帝、太後,人見人愛,不象東坡那樣,雖然也有太後的關照,也未能逃脫很多劫難。米芾也有同樣的背景,卻用他辦了不少的事。

王鐸仕清,人稱貳臣。仕清又是滿人統治,心裏總是有大漢民族高高在上感覺的人們眼睜睜就看著幾十萬滿人的馬蹄踏到北京城,繼而統治了全國。也許是因為中州這個作為中國的象征在曆史上太多易主,哪一個民族一旦統治了中國,都要在那裏撒野。特別明顯的莫過於龍門石窟了,王鐸沒去過龍門,我不會相信。雖然當時北碑的吹鼓手們還沒有吹到臉紅脖子粗,但龍門的藝術瑰寶王鐸不可能不借鑒。起碼他書法中的深刻和棱直方折的部分我看“二王”與米芾是沒有那種遺傳的印痕的,獨創的有可能。但直取龍門也不能排除。作為一個文化人,要讓他的骨頭太硬實在是難,事實上他後來在清政府的政協也沒能力作多少禍族殃民的事,作了一個閑官,高工資買了一些好宣紙,好絹,寫了些好字。成名以後的收入刻了些帖,甚或還大膽自負地刻上石崖。從保護遺產的角度去看清政府,也不見得太錯得離譜,你一定要他去反清複明,投筆從戎,他不是那塊料,也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何況大勢已去,複了明又能怎樣?

如今的藝術家,盡管有人對藝術家的職稱關心,但畢竟知道了它與官道的不交叉性,各種展覽請官們提個字,剪上彩,裝點一些門麵,但畢竟不太去把自己的“幾品”跟他們掛鉤,書法家在一定程度上進入了相對純粹化的時期。活躍在書壇上的大家、名家們,其年齡大多在50至70歲之間,他們都經曆比較複雜的曆史時期,對政治上今天你說他是騙子,明天他說你是騙子的東西,已經習以為常,也不十分在意了。米芾那個複雜的大環境沒有了,小環境仍在,君不見全國那麼多的小圈子,是唯才是圈嗎?全國開了一個自什麼會,坐在會場上的多半是評委的學生,這種方式頗類日本的學習書道方式。王鐸的節變了,他在書法上卻是不屈不撓的,那麼米、王是否就沒想過齊家治國平天下,隻是沒有象杜甫那樣喊著隨當時的舜堯醇一下風俗。一個做副部長的米芾,一個做政協主席的王鐸也曾試著在政治上一試身手,沒有好手氣,便就成了專業人士。當代知識分子,特別是以上年齡組的優異者,其心境與米何其相似。當然藝術上的指鹿為馬,和盲目曆來就沒有人奇怪過。正是因為盲從著大量的票友,書法界才愈見熱鬧,這就是書法熱托長了另一段尾巴的緣故。象帝國主義死不僵一樣,書法熱是退潮不退水,米、王的發現及從事米王二體領袖們的率先垂範無疑是書法熱的又一擁薪炭。而這些領袖們如此恒久的看好米王的行情,難道和鎖在金籠與林中自啼的矛盾心境沒有關係,如其不然,簡淡的弘一呼聲那麼高,怎麼沒有從者如流?

 

五、米、王是行草技法的高峰,無疑也是技法改革的梧梏,誰也翻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所以單靠這些在書壇上位高權重的人也很難支撐,米王肯定是走不了多遠

曆史上出現了米芾,米體書家曾出不窮。但都紛紛成了過客。無論是米友仁還是吳琚,盡管他們寫得比米芾還米芾;王鐸卻是一份發黃的線裝書,升值也是十幾年的事,兩人都是學習書法必不可少的範本,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作為專業書法家,他們遭遇了太多和當時及古代書家相同的經曆,比其他書法多的則是,成名早,社會地位高,作品在社會上的流傳量大,他們還年輕的時候已經是片紙隻字,人爭相寶之了。他們二人的書法在自己的領域裏實在是一種絕活,無論你想以什麼樣的變法去變革,其結果都是一樣,其他熟知米王者,不是看作克隆,便是認定積字,象孫猴子一樣,如來佛的手掌心是無論如何也翻不出去的。

元代趙孟頫也直取二王,與米芾的路子很近,他都說“米老書如遊龍躍淵,駿馬得禦,矯然拔秀,誠不可攀也”。趙秉文評《多景樓詩》雲“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為鮮儷”。高士奇的詩句有“清雄超妙氣淩雲”的稱讚。但無論如何奇道妙,都與《思陵翰墨誌》上說的感受一樣“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地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

米芾的極致使曆史上的諸多大師望而卻步,他的承繼們大多頂禮膜拜者眾,可真要為了一句“江山代有才人出”來作注腳,那卻實在是難,不否認今人遠比古人聰明,更不否認現代印刷術的發達,眼光,眼界都是米芾們不敢想象的事,也同樣承認百花齊放的書壇現狀,和對百花齊放要求的人們有理由認為米芾及米係書法繼續衝撞在傳統的大河中,然而這種行業的壟斷,一定會帶有相應的時效性,過時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期而至。所以,米體的流行,應該是到了盡頭,到了應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王鐸的情況有所不同,人們公開認識王鐸來自於新時期將忠奸與字如其人的概念辯證之後。有關王鐸熔金般的線條,濃淡墨的首次應用,二王變體之後由小巧娟秀變得大氣磅礴。日本的王鐸書會和過早透露信息回國的日本人喜歡米王,都為王鐸的風行不衰奠定了基礎。王鐸用他的專業實踐幾乎將今人的類似於展覽、廳堂、寺廟、古跡、景觀的所有地方都用過了,甚至於自己為了不朽還刻了摩崖。從方法和推廣渠道上講超越都難,更不用說字法和章法上。

寫米王容易寫象,因為他們在“法”上的極致,明顯的特點使他們永昭書史,難在於變,變的契機的出現,和在認祖以後出新的頓悟。談及此事,從事米、王製作者,無不頭痛,因為大名和位子不是恒久的事,炒作也難使其溫度保持恒溫,有“胡”的危險。而米王作為一種三角形的固定技法給步其後塵者帶來了技法上的絕對桎梏,那麼這麼評委們離任了,退休了,不紅火了,在各種鬥爭中失利了,這米王不就走到了盡頭?

因而,米王隻能是技法過關的試題,而不是終生可依的外套,包裝留給裝潢學習吧。因為他們有廉價的電腦,稱譽留給馬屁精吧,他們也許等你說幾句不公道的話,米、王走紅快十年了,該退潮了,他走不了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