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習魏碑大概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總結起來，解決技巧問題和個性風格的確立與完善問題，是我多年苦心經營的兩大課題，或者說是兩大難題。我的碑學之路，主要是技巧之輪，風格之轂驅動的。 

      解決技巧問題是首要的基礎課題。我首先是從北碑筆法技巧和塑字技巧兩個點切入的。北碑技巧之難，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用筆；二是結字。北碑往往是“一碑一格，一石一貌”，“筆無常形，字無常態”。用筆和結字都存在極大的變異性，其變異之大之奇讓人眼亂，以至令習碑者無從下手。 

      習碑必須首先要解決方筆的問題。孫伯翔先生有“習碑必學《始平公》”的提法。這句話對我啟發很大。我理解孫先生此語之要義在於，北碑筆法之首法，當屬方筆筆法，方筆不能為，也就無從談習碑。《始平公造像》的筆法技巧堪稱“方筆之極則”，對《始平公》筆法領略了，方筆技巧的難點就解決了。在實踐中，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奏效的。 

      於是，我開始強攻方筆。主臨《始平公造像》和《張猛龍碑》。對方筆的猜解感覺十分困難，當時所用的方法是，以唐楷筆法套用碑法，用的是藏頓之法。此方法可以將筆形刻畫得比較淮，覺得能將筆畫寫淮的方法就應該是“正法”了。於是，就進入了第一個誤區。這種方法雖可將筆畫寫淮，但是用筆的動作繁瑣複雜，筆致死板，滿紙渾黑，了無生氣。（五屆國展和五屆中青展的入選作品就存在這一嚴重的問題，見圖一圖二）

      認識到這一點後，又重新對方筆技巧問題進行反複研究。發現康有為有：“圓筆用絞，方筆用翻”的說法。之後，在不斷地反複揣摩和體會中，終於發現用“切鋒和翻鋒”之法最為簡潔便利，筆形能淮，筆意也足，動作簡單，幹淨利落。“切翻”的用筆技巧關鍵是用側鋒，對側鋒筆法的研究，是我當時的一個重點課題。於是，我將中鋒與側鋒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並總結出了各自的要領與方法法則。 

      我認為：“用筆關鍵是控製鋒變。中鋒筆法，是運用主毫和正鋒的鋒變技巧；側鋒筆法，是運用鋒尖和副毫的鋒變技巧”。同時，又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鋒筆法之變，主要體現在粗細、長短和直線與弧線上；側鋒筆法之變，則主要體現點畫的豐富造型上”。“中鋒與側鋒都是優良的筆法技巧，各有各的獨特方法與藝術表現力，二者沒有優劣之分”。“判斷筆法的優劣，不可以中鋒還是側鋒論，標淮隻有一個，就是筆畫的質量”。對側鋒筆法的這種分析判斷，是我在學習魏碑方筆的實踐中，思悟出來的。並將這一判斷寫入我的論文《筆法研究》中（此論文在第六屆全國書學理論研討會獲論文二等獎）。更主要的是，我就是用這一技巧理論，指導自己的實踐和相關的教學，實踐效果令人滿意。 

      這一課題的解決，使我的字在氣息上有了一個明顯的改善，在用筆上出現了爽朗率意，輕鬆自然的東西。但是，隨著對北碑認識和理解的不斷提高，以及，聽到同道摯友中肯的批評，發現作品筆法變化的技巧含量偏低，表現力太差！這樣的麵目，一點兒也不是自己想追求的麵目。於是，又進入了新的困惑與思考之中。 

      尋找自己個性的技巧語言元素和個性風格的元素，掌握和獲取更多的技巧和表現方法這一重要課題，橫在我的麵前。 

      我認為，個性審美的定勢，將決定一個人藝術發展的方向，並會影響他的取法方向。按照“因性以練才”（劉勰《文心雕龍》句）的古訓，我自認定，我的審美定勢是在勁健瀟灑一格，其取法的方向，要相對比較集中在具有這類風格的北魏墓誌與碑刻一脈之中。之後，就將觸角伸向北碑的縱深領域，逐漸開始了體係化的研究方向。 

      《張猛龍碑》是我臨習時間最久的一碑，其筆法變異的技巧與字形縱橫變形的技巧對我影響很大。此外，用比較長的時間從《元鑒墓誌》、《元楨墓誌》、《元緒墓誌》（見圖三及選字臨作）、《元遙墓誌》、《封君夫人長孫氏墓誌》（見圖四及選字臨作）、《李謀墓誌》、《石婉墓誌》、《元彬墓誌》、《司馬景和妻墓誌》、《元颺墓誌》等北魏墓誌，以及《大爨》、《嵩高靈廟碑》、《姚伯多造像》等刻石取法。

      這一時期的字，技巧含量雖然有明顯增加，個性的東西也稍見端倪。但是，又滑向了另一個極端。由於摳得太細，作品過於強調筆形的形態變化，用的短線太多，筆畫碎，字形散，氣不守中，通篇零零落落。作品宏觀的東西，整體的東西缺失。糾纏於細枝末節而丟卻了宏觀整體，這可算是大問題了。這個問題的存在，也遭到摯友嚴厲的批評。這一階段，是我習碑最痛苦最困惑的一個時期。 

      從那裏找答案，找啟示呢？經過不短的苦思冥想，我把目標鎖定在對孫伯翔先生的研究上。因為，他是當代集北碑之大成的yabo22官网 。

      我一度很專注地臨習過孫先生的字，尋找他研究北碑以及開拓北碑的方法路數。研究其學古的法源何在？所融會的元素是哪些？個性的特征及走向如何？從他那裏辨析可供借鑒之處，從而指導自己的學碑思路與方法。通過對孫先生作品的臨習，解讀他筆法、結構技巧的語言和密碼。我認識到，在他的作品中，包含著大量經典北碑的精華。一方麵，對孫先生的字理解得更加深刻了；另一方麵，從中發現了許多對我非常有指導意義的東西。

      我臨習和研究孫先生的書法，還有另一個主要思路，就是站在自我的立場，從風格路數的角度與其比較，尋找區別和差異。目的是為了避開他的風格走向，並為自己的書風書路確定方位。

      我非常理性地認識到，尾隨當代名家或追驛時風，肯定會造成“追尾事故”。盡躉時貨者，起碼藝術心理有不健康的成分，肯定是沒有思想沒有出息的“書家”。執著地走自己的路，堅定地走傳統體係化之路，其底氣必足，而後勁定強。

      之後，我又專注地潛回上邊所羅列的那些碑版中。經過一段的調整，作品的整體氣息有了明顯的好轉。第七屆全國書法展的作品，就是當時反思調整後創作的。（見圖五） 

      在技法的學習和研究上，我的指導思想是，不迷信也不斤斤計較於“取法乎上”的說教，而是著眼於“取法乎當”並“取法乎用”。“取法乎當”是指：凡和我脾胃者臨之久，取之多；不和者品其味，辨其理。“取法乎用”是指：凡合我審美表現力者直取速獲，果斷納入筆下，並在實踐中反複嚐試，使之和諧、合法、合理，並將其強化為自己個性化的技巧語言，以期個性風格的逐漸確立與不斷豐富和完善。這種取法用法的思路，一直是我治學的思想方法。

      我始終認為，一個高水淮的書家，其作品中技巧的含量，必須是非常豐富而且是非常精純的。隻有這樣，才真正具有高超的藝術表現力。王羲之的字被後人摹擬了將近二千年，至今，人們還在執著地趨之若騖，取之愈難，其品愈高，就是鑿鑿之證。此外，其個性一定是鮮明而獨特的，必須是與“同祖同宗”有鮮明的區別律的。孫過庭、顏真卿、米芾、蘇東坡、王鐸莫不如此。 

      基於如此的思路，近些年來，思考、反省、研究的成分多了，對自己的字，在風格上，在整體上和宏觀上考慮得多了。始終堅定地朝既定道路跬跬而行，不管當代書法界的時風怎樣刮，不管作品是落選還是參展，始終一舵默航。（見圖六，近期小品鬥方管道昇詩）

      我在八屆國展獲獎，有幸運的成份。展覽按書體評選，我的作品有很大優勢，因為，當代楷書的創作處在低迷狀態。同時，也有成功的因素，數十年的苦心勠力，得到了權威展事的真正肯定。為八屆國展的創作，我有一定的定向性，最主要的是分寸的把握。當時的思路是，第一，一定堅持自己的風格路數；第二，作品調子不能太溫也不能太火；第三，筆法、結字、墨法技巧含量要高，一定要有鮮活的表現力。

習碑二十幾載，不同的階段對碑的理解與把握曾出現不同的問題，其中有收獲也有教訓，回想起來實屬必然。有如一個人一生中總要得大病小病，有病絕不可諱疾忌醫，要及時治療。還必須要總結致病原因，以防微杜漸。我認為，在學書的道路上，還必須有各種各樣的“事故”發生。教訓與失敗是收獲更是經驗。書法藝術是完完全全的個體行為，個體的審美能力、自省能力、把握能力顯得尤為重要。 

      我的習碑之路，感覺不是走在“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的路上，總感覺是獨自走在歧荒的域界。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周圍有好幾個甚具實力的同窗、同道和摯友。他們法眼透骨，他們的“淮星”經常瞄淮我的筆尖，每當我散毫偏鋒之時，“子彈”會及時掃射過來，讓我警醒。

李鬆於京華沐齋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