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一個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時代，書法藝術也呈現出多民族參與的複興局麵。在科舉之累，抒情達性的藝術宣泄便成為書法藝術最重要的功能，各種書體得以發展，而在前代已陷入沉寂的篆、隸、章草諸體再度成為文人士大夫樂意涉獵的遊藝選擇。一些通過選賢推薦或科舉人仕的書畫家，則集中在大都、杭州等政治、經濟、文化要衝之地，這些地方文化藝術活躍，為書畫家們施展才能提供了廣闊的平台。由於宮室建築、商業活動等社會需求，榜書亦成為元代書家書法創作中不可缺少的形式之一。
元朝統治者在平定了南宋之後，迅速接受了儒家文化，尚孔讀經，啟用儒生，適從漢習，形成了以蒙古、色目等少數民族貴族與漢族貴族、士大夫聯合的政權組合。漢文化的普及與傳播，使傳統的書畫藝術亦為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知識分子迅速接納，形成了從王室貴族到一般官吏都喜好、仰慕、重視中國書畫藝術的氛圍。元代帝王中，大多喜好書法並躬身其中，如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喜儒學而雅好書翰。英宗碩德八剌，性剛明而怡情翰墨。泰定帝也孫鐵木耳，篤信佛法亦喜書法。文宗圖鐵木耳，喜文學工書能畫。／頃帝妥歡鐵木爾，從小就受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以書法作日課，每天書紙兩篇。其中泰定帝也孫鐵木耳和／頃帝妥歡鐵木爾尤喜大字，常書大字並以之獎掖下臣。仁宗、英宗、文宗三朝是元代書法最受重視的時代，以書法見知於竽上而官至高位者屢見不鮮；以翰墨人翰林院、集賢院、國子監者便更多了。在這種環境下，元代書法的突出特征便是各種書體全麵發展，其中榜書亦有突出表現，其書體涉及篆、隸、楷、行、草，可謂諸體備俱，相互輝映。
元代著名書家幾乎皆擅大字，為人書寫匾額市招比比皆是。我們不妨從《全元文》中便可窺見：如元初重臣程矩夫曾為良醫餘明可書匾額“麓泉”，大德元年為宋友諒書堂匾“同文”，大德五年為湖右書吏楊從善書大字“中庵”。程矩夫《逍遙遊銘並跋》：“茅山劉尊師……留京蓋元，非其好也。今將言旋，餘深敬而莫能留。乃為書‘逍遙遊’三大字況其為人”。(《全元文》卷535頁)除了像程矩夫、趙孟頫、郭貫、李溥光……這些著名書家喜榜書外，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書家亦多善榜書。皇慶三年，李孟為楊澤先塋祠堂書“致嚴”榜書；行台治書禦史李元讓為豫章胡誠叟居室書“適齋’’大字；範泉岩為姚舜卿書“易齋”匾額……元人著述中，此類記載舉不勝舉，可見元代大字榜書已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廣泛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