磚銘中的抑壓璽印現象 楊廣泰
純裝飾化文字(辛)
收編在本集的，是近年在陝西省西安市北郊三橋附近出土的30件磚銘拓本，它們出土具體方位不詳，因非考古挖掘，伴出遺物與出土層位已無從考證。磚體完整者為長27至28厘米，寬13至14厘米，厚7厘米左右。磚體五麵自然平整，另一麵有波浪狀痕跡，是製磚時泥坯置於方槽內，從上麵以線繩拉平所致。磚銘以璽印抑壓而成，全部抑壓在有波浪痕的一麵，抑壓的位置隨意、自由，抑壓用的璽印也大小不等，文字排列有一行或兩行之別，使用的字體以介乎隸楷之間的風格為多，以篆書而為者絕少。
這類磚銘一般被斷代在十六國時期(公元304～439年)，斷代的依據有兩方麵的理由：
一，這類磚銘常見“石安”二字。“石安”的地理位置在今鹹陽一帶，鹹陽縣在長安縣西北，秦置。故城在今治東20裏，秦孝公之後，俱都於此。漢興，改為新城縣，又改為渭城縣。清代學者洪亮吉著《十六國疆誌》：後趙石勒於鹹陽故城置石安縣，當為此地。治所在今陝西省鹹陽市東北聶家溝。除以“石安”冠以地名的還有“長安”之屬。長安從漢高祖就在此置都，並置縣曰長安縣。惠帝時築城，亦名鬥城。其後東漢、魏、晉、前趙、前秦、後秦均在此設都，故城在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
二，這類磚銘的書法大多具備隸書和楷書之間的書寫特點，符合東晉十六國時期漢字演變的曆史背景。這個理由似乎有點勉強，因為在三國時期，甚至更早時期，在諸多的磚銘上均已見到了具有楷書書寫風格的字體。當然，在沒有找到在後趙石勒(公元319年)前已設“石安”縣的證據，或出土地層和伴出遺物的斷代足以確切說明其更早的年代，目前的斷代理由，即指認它們為後趙文物是合理的。 這類磚銘因係以璽印抑壓而成，反映了中國古代璽印發展史中某一曆史時期民間璽印的使用狀況，於是成為古璽印曆史中不可忽視的現象。這類磚銘使用楷書參以隸意入印，其書法風格是在別種載體的書法傳承中所顯見的，因此不但豐富了中國古代書法史，而且為古代璽印的發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尤其要指出的是，目前認為中國古代璽印中最早以楷體入印的例子，是出土的北朝末期陝西省旬陽縣的“獨孤信”多麵體煤精印，那麼，這批璽印抑壓而成的磚銘將中國古代璽印中楷體印的出現提早了二百餘年；況且“獨孤信”多麵體印，係煤精刻製，煤精質軟，不堪實用，可能為隨葬品，璽印抑壓而成的磚銘則反映了一種實用璽印的遺痕，更加值得珍視。
磚銘使用的璽印可能為陶質或木質。陶工的社會地位低下，以銅質或其他質地的材料刻製璽印成本較高，而陶土和小木塊則是陶工們取之不盡隨手可獲的自然材料。璽印的刻製強調實用性，大都不采用對稱、方整的篆書，也很少采用嚴格的隸書，而使用流行於當時的以楷書為主導的社會書體。源於雕刻的便捷，即挖下就成所致，璽印均為白文，表現在磚銘上，全部為朱文，未見一例白文印記。有些印文正反相參，如“石安尹柱”，足證雕鐫者的隨意。因為沒有發現抑壓磚銘的璽印本身實體，我們尚不能確定璽印的刻製工具和方法，但從可見的多枚戰國齊地出土的陶質白文璽推測，如係陶質璽印，雕刻工具可能為竹刀。璽印的雕刻者或許就是陶工本身，或具備一定文字能力的窯場組織者，璽印的刻製雖以實用為依皈，但由於刻製者掌握文字書寫能力不同，刻製時悠閑、倉促有別，這類璽印的美學意義自然也有高下優劣之分。收編在本編中便有至為精美的作品，如本編的“趙侯”篆書印便是自然舒展，有玉印的結體風貌。“石安王興”、“石安閔昂”筆意挺拔，自然流美。“石安□異”字呈扁態，氣寬勢博。 欣賞磚銘璽印應與原創者出於同一角度，從觀摩實物著眼。拓片很難反映原始物體的風采。紙張的產生遠在璽印的出現之後，今天用古璽印蘸印色鈐於素楮之上，產生出的效果是古人做夢也想不到的。他們觀摩璽印文字的方法是將璽印抑於軟質的泥上。今天所見大量的封泥文、瓦當文和璽印抑壓的磚文遺存是古人欣賞印文的唯一方法。用古璽印鈐於素楮和鈐於泥土是截然異趣的，以古圖象印抑於素楮和抑於泥土的不同效果，常使我們瞠目；封泥實物和封泥拓本的判若兩物常令我們結舌。
有學者為古璽印的定義確立了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
一、形狀：小型，印麵平整，刻文字或圖紋，有鈕或柄以便係帶和把握；
二、物理功能：可反複抑印文字或圖紋；
三、社會屬性：社會交往的信物或憑證。就中國古璽印研究的範圍而言，這種觀點未免顯得狹隘了，這會使諸多現象和問題得不到解決。體形的大小與璽印屬性無太大關係。庋藏日本有鄰館的“日庚都萃車馬”如果還不能算作大型璽印，那麼存於山東掖縣文化館的“右鹽主官”有二十多公分大，是絕對不能算小型的，宋元明清時期的倉拍印、製磚印往往還要大。
早在商周時期已經有類於璽印的器物出現，著錄於於省吾《雙劍古器物圖錄》中“亞”字形等三璽已基本確認是殷商時期的遺物，雖至今還沒有找出它們具有社會交往憑信作用的證據，但不能因此而懷疑它們璽印的屬性。出土於河北易縣和山東臨淄的春秋戰國時期的陶拍已具備了璽印的基本形狀和使用方法，它們應當即是早期璽印的雛形，大量的陶器殘片上鈐有戰國或更早時間的璽印和近期出土於河南駐馬店的戰國封泥，還有待把這些陶片和封泥，與中國古璽印的早期發展聯係起來進行研究。再者，存世大量的戰國至漢的私人璽印數量遠遠超過使用痕跡的遺存，可能它們並不具備社會憑信作用，隻是一種佩印風氣使然，戰國時期蘇秦佩“六國相印”，恐怕也是手執以表明身份。存世相當數量的同範同銘吉語印、圖象印，也可以幫助這個觀點的成立。無論在青銅器和陶器的生產製作過程中所派生出的帶有複製、抑壓性質的工具都與璽印文化的產生、發展互為影響，脫離開早期複製抑壓工具的研討，便難於說明璽印的起源。隻有擴大璽印研究的範圍，廣征博引，才有可能澄清印學史諸多朦朧的問題。
中國古璽印的曆程有三千年以上，而對之展開研究的曆史隻有兩三百年，我們未知的事物和需要深人探討的問題還有待更多地下文物的出土和文獻資料的考證。研究和考證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資料的彙總。因此，把具有璽印文化現象的文物無論以任何形式編輯公布都是很有益於印學史研究的。雞肋廬此次椎拓這30件磚銘，相信會有這方麵的寓意。 編輯後記：類似雞肋廬所藏的十六國磚銘，以前也曾有出土，為各地博物館及私人所藏。如《中國曆史博物館藏法書集?陶文、磚文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即有收錄三件，其中“長安王升”一款與雞肋廬所藏，應當是用同一印章印出，另兩件“石安韓醜”、“石安王昏”也與雞肋廬所藏風格、樣式完全相同。估計中國國家博物館是輾轉獲得這些磚銘，故未能注明具體出土地點，現在可以肯定，這批磚銘均是在西安市北郊三橋附近出土的。另外，由於不是科學的考古發掘出土，因此有些磚銘的時代不能完全肯定為十六國時期，如“趙侯”一款就風格而言，更接近漢代。
石安韓興
石安宗受（？）
石安張道
石安尹柱
來源：書法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