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當代書人的虛假站位 梁培先
所謂傳統，對於今天的人來說，其實質不是我們夢想的某個混沌的烏托邦，而是具體落實到我們認識與行動之中的傳統。換句話說，傳統不是我們心中回溯的某種理想的期待，而是存在於或者潛藏於我們價值觀和具體行動中的某些信念和行為模式。每個時代在對前代遺存、在對傳統的解釋過程中，其切入的角度都不可能是全方位的。人們總是基於當下的需要和價值取向來選擇進入傳統的角度。
我們可以借用阿丹姆森曆史學中關於“曆史記憶”的理論來分析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傳統是一種作用效果，是一種解讀方式。它的存在並不完全取決於曾經的曆史事實，更取決於人們如何構建、敘述和批判，取決於人們當下的理念、利益與期待。傳統是以曆史記憶的形式綿延在每一個人的理念中、思維中、行動中。其具體形式有三種，即實錄記憶、認識記憶、批評記憶。
所謂實錄記憶指，傳統是客觀存在的過去，在過去與現在的時間鏈條中，人們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形式重複著曆史中出現過的思想、理念、行為模式。“非舊無以守，非新無以進”（嚴複），實錄記憶即是“守”的部分。而且為了擴大這些實錄的內容，記憶者往往還會努力挖掘傳統中確實存在過的社會文化事實，並盡力使之得以保存。國學研究與整理以及曆史、考古等行當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價值就在於此，它們的目的是把這種應該被實錄的東西挖掘出來，喚醒人們對於曆史已經遺忘的記憶。
對於認識記憶來說，傳統是通過釋義來把握的。傳統的真實生存不在曆史中，也不在書本中，而在當下的文化現實中。套用克羅齊“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話說，就是一切傳統都是當下的傳統。傳統隻有成為當下才有意義。這種記憶並不在乎能從曆史的殘編斷簡中讀出些什麼關於傳統的敘述，而在乎曆史的敘述如何轉換成當下的文化形式，因而，這種記憶實際上是記憶與反記憶、記憶與遺忘的集合，是一種有所選擇的記憶。人們一方麵需要在對傳統的記憶中尋找文化身份的認同，另一方麵，對於一些不認同的記憶又往往會當作羈絆加以剔除（如三叩九拜的君臣禮儀），以保證當下人們認為的最有價值的傳統得以延續。可以說，無論在任何社會裏，這種記憶形式都是傳統最主要的存在方式。所不同者隻是認同記憶與非認同記憶所占比例的差異而已。
第三種批判記憶尋找的是與前兩者有所區別的“不同”之音。批判記憶絕不排斥追尋“真實曆史”和對傳統更好解釋的合理性，但是它的目的更在於進一步追問被那些認為是絕對正確的、或占統治地位的傳統記憶所遮蔽的“異在”的傳統。這種“異在”的傳統經常處在邊緣的、被壓抑的狀態，對這種傳統的揭示與闡釋往往因與主流記憶的強烈對比而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批判意識和求變意識。
應當說，以上的分析還是靜態的。在具體文化人群中，三者之間絕不是相互孤立。毋寧說，一個完整的傳統的存活方式就是這三種記憶的交織，就是這三種記憶在當下的彼此抗爭。它存在於整個社會文化的有機體裏，也存在於每一個人的文化認知之中。因此，所謂保守、激進、折中的區別絕不在於人們對於這三種記憶的分別持有，而在於這三種記憶在每個人文化認知結構中地位的差異，在於哪種記憶占據了個體文化認知結構的核心位置。而且，即使最保守的人，他的曆史記憶中也會有批判記憶的成分；即使最激進的人，他的曆史記憶中也會有實錄記憶的成分。完全生活在實錄記憶之中，或完全生活在認識記憶或批判記憶中的文化個體是不存在的。由此，我們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傳統是一個動態的文化景觀和文化結構，隨時隨地地處在一個變易的狀態。它本身就是我們當下文化生活的一個部分，充斥於當下文化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並與當下文化的融合、衝突、變異息息相關。同時，它凝結在當下每一個人的思想行為之中，關於傳統的認知結構就是每個人的文化認知結構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羅素曾經開玩笑說：黑格爾對“三”這個數字有著特別的愛好。依我看，中國人對“三”的喜好一點也不亞於黑格爾。我指的是當下書壇的關於保守、激進、折中的這種“凡有人群處，必分左中右”的站位，以及類似的流派劃分。
這種站位不僅有拉山頭之嫌，更重要的是它混淆了真正的問題。它的理論基礎是把傳統當作一個“死物”，一個可以分割獲取的對象。以分割獲取的多少或“部位”的差別來決定人群的分類。因此，它把具體複雜的人簡單化了，從根本上抹殺了每一個當代書人對關於傳統的三種曆史記憶的實際持有，以單一的記憶形式強加給書人，進行生硬的排隊，這是強奸民意。
先說所謂的傳統派。
從文化心理的角度上講，人們對於傳統的認同說到底無非是在尋找“我是誰”、“我從哪裏來”的問題解答。人總是要在文化群體的認同中才能找到自我文化身份的確認、找到安全感的。所以，人們對於傳統的認同往往情感的成分多於理智。當代書壇那些所謂的“傳統”捍衛者大多不是因為對於傳統有多深的理解和洞察，而是害怕失去傳統的身份保證、失去安全感。但是，如果他們捍衛的隻是一個惰性的、沒有忘卻能力的文化記憶，那麼，這就是一種為曆史所羈絆、缺乏未來展望能力的文化“戀母情結”。即使是出於對傳統的長期浸淫而導致的實錄記憶的過於“腫脹”，也不能說，這些人在對自己傳統的態度是理智的，當下有不少國學大師在談論文化、談論傳統的時候暴露出來的一些基本觀念上的無知就說明了這一點（比如有國學大師認為中國古人倡導的“天人合一”的觀念蘊涵著環境保護的現代意識，就頗令人瞠目結舌、大跌眼鏡）。退一萬步，縱然實錄記憶占據了一些人的絕大部分頭腦，但如果這些實錄記憶大多隻是個人的、絕學性質的，很難與公共的實錄記憶發生關係，它也是經不起時間侵蝕的，必將無法被當下所保存，更談不上表現為具有文化藝術價值的集體性的思想、行為。
其次是那些“激進們”。
對於那些批判記憶“特別發達”的書壇“激進們”，他們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恐怕不是如何 “與國際接軌”，而應當是如何使自己的批判記憶更加具體化。因為，離開了具體的文化傳統記憶，批判將淪為與風車作戰，中國書法的現代演變史中不會有這樣的坐標。我要特別提醒那些追隨日本現代書法的所謂“現代派們”，隻須追問一下自己的內心深處有沒有一些關於傳統書法的實錄記憶、認識記憶，一個人是否能夠完全遺忘自己內心關於傳統的實錄記憶、認識記憶，是否自己真的“一門心思”“愛上”了日本的現代書法，就很容易發覺，“與國際接軌”問題原本是一個與藝術真誠有關的問題，而與傳統無涉。
最後我想說說那些打著“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旗號的“折中派們”。
他們對於傳統的認知貌似合理，實則混亂不堪。他們習慣於把傳統對象化為某個需要下工夫勘探的寶藏，並在理論上確立起能夠把這些寶藏徹底挖掘出來的自信與可能。然而，對於什麼才是傳統的寶藏的界定，他們卻不是通過關於傳統的實錄記憶、認識記憶來確認，而是通過“正統觀念”、“正統權威”這些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來控製的。也就是說，他們往往先入為主地確立起某個先驗的關於書法傳統的認知結構，再以斷章取義的方式任意宰割書法傳統的實錄記憶、認識記憶，以附會、曲解的手段證明這個認知結構的合法性，通過強權的形式推行這種認知結構。這種“傳統”的認知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建立在價值疊加的、後代勝前代的藝術進化論之上的“新古典主義”（關於“新古典主義”與藝術進化論的關係，請詳見我的另一篇文章《學術救贖與“元觀念”批判》）。人類的曆史就是不斷解決問題的曆史。從這種意義上講，傳統就是前人給定的命運，就是前人走過路徑的繼續；所謂在傳統的基礎上出新，就是麵對命運的應變能力，就是解決書法在當代所遭遇的問題,實現這門藝術的價值最大化。我覺得，這應是傳統對於當代書人提出的最大的問題。在這一重大問題麵前，所有人為的虛假站位都應當被打碎。每一個書人都有權力來決定自己的回答方式。這一權力是天賦的，它本來就不屬於任何一個山頭。
來源：書法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