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刑徒墓誌磚的發現與研究 杜玉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清朝末年在我國中原地區發現東漢刑徒墓誌磚。公元1909年《神州國光集》第七集，首先發表一塊刑徒磚磚誌銘文拓片。銘文為“右無任汝南山桑髡/鉗宣曉熹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物故”。隨後收藏家端方的《陶齋藏磚記》與《陶齋藏磚》又有著錄，羅振玉《恒農塚墓遺文》和《恒農磚錄》亦有著錄。二者收錄東漢刑徒磚誌約有200餘塊。進入30年代，範壽銘著《循園古塚遺文跋尾》又收錄2塊。東漢刑徒墓誌磚的出土與著錄，在當時頗引得史學界與書法界學者的關注。雖然有數百塊刑徒磚的發現與著錄，但是確切的出土地點始終沒有搞清楚，根據古董商傳言出於河南靈寶，羅振玉故以靈寶古名恒農而命名著書。
1949年以後全國各地文物考古事業大發展，公元1957年在河南偃師西大郊村，即位於東漢首都雒陽城南郊的一處高地上，發現刑徒墓誌磚。經過考古調查得以確認西大郊村的高地，應該就是埋葬東漢刑徒的墓地。公元1964年春夏之際，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後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駐洛陽的“漢魏故城工作隊”，因配合農田基本建設與勘查古城的需要，對這處東漢時期的刑徒墓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考察，取得重大收獲。
東漢雒陽刑徒墓地，位於河南洛陽市與偃師市相接壤的漢魏雒陽故城南郊偏西南處，墓地座落在漢魏時期洛河的南岸一處偏僻地方。墓地麵積大約有5萬平方米，考古發掘共有1800平方米，發掘清理墓葬522座，出土刑徒人骨架432具，可以用作人體鑒定標本的分屬422具，全部進行了科學鑒定。出土刑徒磚誌823塊，對銘文全部進行摩拓，除去無字磚或當時無法摩拓的殘損磚，共取得783塊墓誌拓片。如果加上清朝末年出土的刑徒磚誌，總數應有千方以上。
整個墓地規劃整齊，墓坑集中稠密，排列有序，絕大部分都是南北向的。兩座墓坑之間距離一般在0.5米左右，每排之間有著大約1米寬的間距。墓穴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長1.8至2.3米，墓寬0.4至0.5米。墓坑很淺，較深的約有1米，一般深度有30至50厘米。墓穴內原來放置棺材，今隻保留有棺板灰痕跡，鐵製棺釘遺留很多，一具棺木應有14至16個。
墓坑中的人骨架保存比較完整，葬式清晰可見。每坑葬1人，葬式絕大多數是仰身直肢葬。死者頭向，以向北的占多數；東西向墓坑，頭向西的居多。總體來看，當時的埋葬習俗，是以頭北腳南作仰身直肢葬式為較普遍的一種形式。
在522座墓中，能夠觀察鑒定的骨骼標本分屬422個個體。關於性別，男性占98.2%。年齡在14至54歲之間，未見老年個體，死亡年齡最多的是25歲至34歲之間的壯年階段(占49.5%)。因此，可以認為這批刑徒多是青壯年和中年犯人。根據鑒定報告的觀察統計，刑徒死亡年齡比較低，其原因可能是與某些非正常死亡因素有關。直接暴力引起的骨骼創傷有29例，是用各種器械砍擊所造成的。這些受創傷的個體死亡原因顯然是屬於“他殺”，而且多數是在受創後即刻就死亡的。從一些骨骼折後的錯位愈合和嚴重的遭受感染的痕跡來推測，當時對受創刑徒的治療措施極差。通過對骨骼創傷實例的觀察鑒定，足可表明當時刑徒所受到的殘酷迫害是極其嚴厲的。
在這處墓地中，雖然這些墓葬大都具有完整的葬具和墓誌磚，而且墓坑的排列也井然有序，但隨葬物品卻極為少見，當然這與刑徒的身份地位恐怕是有關係的。鐫刻銘文的墓誌磚，幾乎每座墓中都有隨葬，一般是2塊，少者1塊，也有隨意放置幾塊的。這些墓誌磚都是利用不同規格的殘缺廢棄磚塊，絕大多數是用城磚，為東漢時期建築遺址與墓葬中常見的用磚。磚長48厘米，寬24厘米，厚12厘米。
這批刑徒磚誌的銘文，是先用朱筆將要刻的銘文寫於磚麵上，然後再依朱筆字跡刻出。銘文都是自右向左寫刻，全部用隸書。有的書法刻工相當規整，也有比較草率的。這批刑徒磚銘，是除碑刻、簡牘之外數量最大的一批漢代書法資料。磚銘內容主要是記錄刑徒的部署、無任或五任、來自郡縣獄所、生前判罰的刑名、刑徒姓名、最後是死亡年份日期。例如：
“右部第三無任任城/髡鉗時叔永初二年/正月廿八日物故/死在此下”。(8排7號墓)
“□□陳留俊義完/城旦張仲永初二年十/月廿九日物故死在/此下”。(8排10號墓)
“五任南陽魯/陽鬼新胡生/代路次元初/六年閏月”。(11排39號墓)
“無任穎川舞陽/司寇木召元初六/年閏月十八日死”。(1號探溝9號墓)
“無任南陽武/陰完城旦捐祖”、“永初元年七月九/日物故死在此/下”、“無任捐祖”、“(右側殘)故死在此下/宮不負/寄葬”。(2號探溝10號墓)
從刑徒磚銘文中得知，這批刑徒來自東漢京都雒陽周邊的11個州，其中以豫州的穎川、汝南，兗州的陳留，荊州的南陽4郡占數最多。若以縣來統計有229個，《漢書·刑法誌》記載：“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獄所，其冤死者多”。按此數目，磚文所記獄所占到百分之十一。統計全部磚銘中記錄死亡日期的有355塊磚，最早的年號是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最晚的年號是漢靈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前後共有110年時間。本次發掘中，出土磚誌的具體年代，是自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永寧元年(公元120年)前後隻有13年時間。記錄年號最多的是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和元初六年(公元119年)。表明在這兩個時間段裏，刑徒的死亡率比較高。
磚誌銘文中標記刑名的有408塊，所見刑名共有4種。一為髡鉗，是五歲刑，“剃發曰髡”，頸帶鐵鉗服刑，為最嚴酷的刑罰。二為完城旦，是四歲刑，較髡鉗略輕，不剃發服刑。三為鬼薪，是三歲刑，主要是上山砍柴“伐山之薪”，女刑徒擇米也。四為司寇，是二歲刑，文獻稱“男備守、女為作”服勞役吧！在這四種刑罰中，記髡鉗的最多，為249塊，占據一半。記完城旦的有117塊，占四分之一強。鬼薪刑為27塊，司寇刑僅有15塊。可見征集到京城服勞役的刑徒，多為罪刑較重的刑徒。
磚銘中記有“左部”或“右部”，它們都是專門管理服勞役的刑徒的機構。刑徒死亡後，立有專門登記的簿冊，這些磚銘很可能是根據簿冊上所記的內容而書寫的。“無任”與“五任”兩詞是專用於服勞役的刑徒的。“無任”是指沒有技能可供役使的刑徒，服勞役時要帶刑具；“五任”是指有技能的刑徒，能夠操作木、金、皮、設色、博植五事技能。在這批發掘出土的刑徒磚中，標記“無任”的有291塊，標記有“五任”的僅有8塊，兩者相差懸殊。磚銘中末尾常有“死在此下”一語，古代“死”與“屍”二字通用，是指死屍埋於此地之下。
東漢雒陽刑徒墓的發現與發掘，通過研究可以豐富與補充曆史資料，為了修築與維護京都雒陽，當時的統治者從全國許多郡縣獄所征調刑徒到京都服役，這些負擔了替帝王貴族修建陵墓、建造宮苑、府第、太學、築城修路、治水挖河等繁重體力勞動。結合曆史文獻記載，這種集中使用刑徒的現象，在秦漢時期最為突出，兩漢時代稍有減少，但直到南北朝時期，官府工業中還曾大量使用刑徒。
東漢刑徒墓磚誌，每塊磚誌刻字不多，但卻簡單明了的記錄了死者的基本情況，可稱是簡練草率的墓誌銘。銘文采用隸書鐫刻，剛勁古樸，華美端莊，雖非名家手筆，但其字體亦是迥然生輝。近千塊磚誌拓本，儼然構成一部精美絕倫的書法字帖，是臨摹、觀賞、研究書法的珍貴資料。
公元1915年，羅振玉在《恒農塚墓遺文》中稱“百餘磚者不異百餘小漢碑也”，他購得磚誌拓本，“為之驚喜，如獲異寶”。當我們看到經過科學發掘出土的700餘塊磚誌拓片，無不為之感到更大驚喜。彙集考古發掘出土的刑徒磚全部拓片，並整理記錄前人著錄的磚誌銘文，以及一些相關文物單位收藏的刑徒磚銘文，總計約有千方，全部整理編寫成書，名為《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上、下兩冊，全書約500餘頁，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即將出版發行。
來源：書法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