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長滿灌木的山坡的南邊，挨著山道有一棵不大不小的老樹，一個雨夜被雷火給劈了。傷殘的老幹在掙紮了兩年之後，終於枯死了。這段景象從童年到青年不斷出現在我的夢裏。經人點撥，我相信這樹是我的前身。
    我生辰八字中有三個木、兩個土、兩個金、一個水，缺火。據相士說這八字晦澀不明朗，或為乞丐或成財主。命中多木的人心靈手巧，能文不武，並說這命相做五金活兒好。我說我正擺弄著一把小刀子，那瞎子說：有吃的。後來，又遇一個相士，他仔細掐了八字，要我湊近他，摸了摸我的臉，因為他也是瞎子。突然間他大聲說話，像發表申明，說我是文學之士，這輩子他才發現兩個，日後在文壇有大名聲，為了表示此言鐵板釘釘，他起身向我作揖並謝絕禮金。我那時正讀著《約翰·克利斯朵夫》，聽了自然開心興奮。
    相士有時胡言亂語，自不必當真。但五行有缺失的人，一般都命運多舛，或性情古怪，卻好像不假。每有朋友說我不易接近，起先不理解，像我這樣平易近人如老媼、樂天開朗的人，如何給人有距離感。後來細細檢討，才發現自己有擇人說話的毛病，不是與所有的人都能相處的。於是我斷定，凡與我交好的，他八字必須有火，問過幾個朋友都無例外。而這於異性好像更敏感，如果八字不諧，不管多漂亮，生理沒有反應。
    我讀書上學的時候是個好學生，數比文好，隻是偶爾會患口吃，不敢舉手發言。我與同學關係不壞，曾經有拉幫當頭的威信。隻有一回被老師叫到教務處，有一個穿藍衫細高個的女教師瞄了我一眼，對同事說：“一看就不是好東西！”這話困擾了我半輩子，不是因為受了侮辱，是它提醒我的長相不順眼。我因此自卑直到50歲，明白沒有機會再去追女孩子了，才抬眼自然了起來。
    16歲那年，一場國家的劫難席卷整個大地。不久我就發現很奇怪：幾乎所有的人都衷心追隨並捍衛著一個偉人，卻分幫結派然後大打出手。我覺得太無聊也太殘酷，就躲進圖書館翻閱文史類的書籍。有一天查閱《辭源》，一條“紅羊劫”的詞目闖入眼球，紙上赫然寫著：“紅羊劫指國難。古人迷信，以丙午、丁未是國家發生災禍的年份……”雲雲。而1966年正是丙午，這好像不是巧合，分明是國家的“八字”！此後我更加發瘋似地讀各種允許借閱的書，甚至包括養蜂及園林科技的書，但好景不長，圖書館還是關門了。
    重新拾起毛筆臨帖、作畫，實在是精力旺盛而又無事可做的最末等的選擇。因此還總與父親慪氣，父親要我參加運動，不能居家當逍遙派。他早年加入國民黨，後來自然不得誌，但他希望孩子要跟緊形勢，有一句“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話掛在嘴邊訓人。我笑話他糊塗，竊以屈原的典故自號“醒齋”，後來還求陳子奮先生以此刻印，先生說了，“孩子家清醒的，不必自標榜。”醒齋從此灰溜溜作罷。
    為了書畫，我徑自登門拜訪福州最好的幾個書畫家，起初他們謹慎應酬我，後來經過考驗或測試，才都接納了我。此間有三位老師影響我至深：一位影響我人生觀的老師名謝義耕，一位提高我文字能力的老師名何敦仁，而指導我學藝方向的老師是陳子奮。多年之後，我在福州辦了個人書畫展，此時三位老人都已謝世，我在展覽前言裏套用當時一句頗流行的話說：“假如沒有這三位老師，也許我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現在想來，因為有那場“史無前例”，我才會讀到“紅羊劫”，才會“醒齋”，才會學藝遇明師。如果按正常步驟，即使鬼使神差地進了某所著名藝術院校，我估計也未必會學到什麼。看看潘天壽當年的研究生，如今不還在摸索嗎？當然，所有這些更非相士掐“八字”可以算出來的。
    “史無前例”結束後的第20年，我遷居北京，在遇到第一場大雪的時候，我忽然記起子奮先生30年前勸我的話，他說學藝不妙，搞不好將來要餓死在雪地上。我當時暗笑，福州從來沒有見到天地白茫茫的時候。現在我走進花園的大院子，迎著大片大片撲麵的雪花，用腳踏出自己的路，並沒有感覺餓。我對身旁的茜茜說，我平生怕雷，卻異常喜歡雪，因為雪與雷，字相似而永遠沒有聯係。茜茜不明白我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