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書壇多偏執之士，不論是“正統派”，還是“流行書風”中人，皆固執已見。其實，世界之大，每一事物既能夠生存，必有其生存的理由。以寬容的心態對待事物，或許能從對立麵發展自己的短處，這也定將是一份收獲。
“流行書風”既已成名，想也不必更改。但其實，按照某種理論，“流行”者總是會被“新流行”者所替代， 是一時之物。隻是書法這門藝術不像繪畫，可以一夜間變出許多手段，所以，今日書壇所說之“流行書風”，實際上已經流行了數百年，甚至更久。清代中期產生的碑學，其觀念與“流行書風”大體相近。再早一些，揚州八怪、八大山人、王鐸、傅山等等都是標立個性之人，也無不從所能取到的各種“非正統”書法中汲取營養。
其實，書壇本無需“流行書風”或“正統書風”概念的存在，可能由於自視為“正統”的那些書家們（其實許多人並非正統，而是保守）為了與那些“不堪入目”者劃清界限，才將它們歸為“流行書風”，以標榜清白，或者幹脆是一種譏諷——凡“流行書風”者都是“野孤禪”，是沒有傳統的東西。對那些以碑版、民間墨跡為取法者來說，也索性撈個便宜，你管叫“流行書風”那就叫“流行書風”吧，反正我自己沒覺得不好。於是，“流行”者自與“正統”者築起了壁壘；於是，究不清的心理別扭及筆墨官司也便層出不窮。
何謂“正統”？在“正統”書家們的眼中，便是承傳二王一係的傳統者，或者那些不離大眾味、“為人民服務”式的漂亮、規範、通俗的形式。雅俗共賞嘛、才是最高境界。如篆書以《石鼓》、斯篆為典範，隸書以《禮器》、《曹全》為典範，行草以二王為典範，楷書以顏柳歐趙為典範。他們講究筆法，一點一劃皆須有來曆，而結字要正，不能歪七扭八。一旦人們超出這些視野，往往會成為“非正統”。茲以談論得最多的王羲之書係為例作一簡單考察。
王羲之作為一位書法家，以創新為己任，體現出一位真藝術家的本色。王書對曆史最大的貢獻在於“破古開新”，從當時的民間書風中脫穎而出，把行草書的用筆發展到一個很高的高度。同時，王書手劄讓我們領悟到其非凡的駕馭空間的能力,這種意識也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形式感。在王書手劄中，很難找到一個字以正而正。每一個字的造型都似乎服從於整體的安排，處在一種動蕩之中。而其中的正，也都出於與“欹”相對比的考慮。再則，王書用筆，骨力深透，絲毫不見因用筆而用筆的感覺。後世步塵者，不論智永、陸柬這、趙孟兆頁……直至白蕉、沈尹默，都在教條地理解王書：用筆走向規範，線質漸趨單薄，結構一味平順，章法隻是簡單排列，依勢寫下而已。靜止地折解王書以尋覓其規則，總難得到一個活的王羲之。這種精神的走失，卻在一代傳一代的“正統書家”們心裏絲毫不見有覺醒。如果說在照相、先進的印刷術發明之前，大多數不能見到王書真麵目的書家們“盲人摸象”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近現代以來的王書膜拜者們，卻不取法乎上而隻停留在智永、陸柬之、趙孟兆頁身上而自認為學王，是否算是一種欺世盜名了呢？
相反，在另一類創新意識極強的書家那裏，我們看到了王羲之精神的發揚，如張旭，把草書發展到極致——狂草，而其線質，似乎在追求比王書遒麗更高的境界——屋漏痕、錐劃沙；顏真卿，楷書敦厚莊重，反映出他以儒家為本的人格力量，而其行草書《祭侄稿》、《爭座位帖》則鬱曲而激厲，其《裴將軍詩帖》則極盡空間對比而又能守拙，正是其對王書空間的有效理解解並融入到自我的創作之中；黃庭堅，以王字，蘇字為藍本的小字手劄溫雅可愛，卻愣要從《瘞鶴銘》等摩崖書中涉取磅礴的力量，以補王書不能寫大的先天不足；楊維楨，曾步趙孟兆頁後塵，最終卻不能改變其倔強自我的本性，將章草及王書空間有效吸收，成就了不入時人眼的鐵崖書……還有徐渭、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等，他們都在繼承著王書，但同時都在創造著自我。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清代碑學何以中興，就不難理解近現代的碑帖融合實踐，就不難理解當今“流行書風”對民間書法的吸收，當然，也不難理解“現代書法”的出現。
由是，作為一門既獨立又與傳統文化（哲學、美學等）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書法藝術，我們很難僅僅以二王書係來框定傳統。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上講，書法的傳統精神服從於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其每一時代甚至每個個體審美趨向皆依靠在這一時代的文化背景之上，並與作為個體的書法家的思想意識相關，他們或以儒家中庸觀念為本，或崇尚清靜無欲的佛家，或以道家樸素辯證為基本，關鍵是哪一種哲理學說更能使書法體現出藝術的精神，使書法表現出更高的意境與格調，這才是需要我們認真展開討論的。
然而，如同智永、陸柬之、趙孟兆頁、沈尹默等對王書精神的走失一樣，“流行書風”對漢魏、六朝碑版及民間墨跡的吸收也大多停留在表麵：簡單的用筆方式似乎可以一夜之間學成，狂怪的結構理念遠離《張遷碑》、《石門傾》、《爨寶子碑》等千古不朽碑刻（摩崖）的古雅與拙樸；粗糙的用筆造成的粗糙線條怎能與古人的沉厚渾雄的線質相提並論？而在布白上，由於不屑二王以來的優秀傳統，以任意擺置、支離破碎取代著動靜、虛實相生的對立統一的形式原則，而變得淩亂、無序與蒼白。
不過，以大巧若拙、大樸不雕為終極追求的“流行書風”，至少在觀念上有了一個高起點。隻是追求這一理想的路會很有遙遠。那些很快到達自己理想港灣的書家們（實際上，輕易能夠學到的終不會是高深的東西），幾十年不思創進的固守陳規者，是否意識過自己對傳統理解的淺薄和對書法理解的淺薄？因為若要體味中國書法之博之精深，實在是要窮畢生精力的。
“流行書風”的能夠流行，正如當年“碑學之興乘帖學壞”（康有為語），為的是彌補沈尹默以來的現代帖係書風之靡弱與保守。同時，除了一部分人亦步亦趨之外，也至少說明書法界普遍眼識的提高。或者說，它們在其他書風之外另辟風景，多少也繁榮了今日的書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