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史的意義來考察，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文化是唯一沒有真正斷裂的一種倔強存在。在考察中國漢字和硬筆書法史的過程中，我欣喜地發現祖先的書法文化密碼設置，肇始於三千年多前的殷商時代，盛行於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式微於毛筆誕生之後的秦漢以降，直至民國，而後，又再次興盛於改革開放。

數千年來，漢字硬筆書法一直是一條貫穿大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全過程的煌煌血脈，五千年中華發展史，其實就是五千載中國漢字聯袂中國書法共同撰寫的瑰麗燦爛的中華文明史，源頭活水，從未間斷過，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就是其中最有力的例證。從文化意義上講，中國書法誕生的首功，我認為應歸於刻字和硬筆書法，因為中華文明史的記載工具最早始自硬筆，這是毫無疑義的。到了近現代，隨著硬筆書法的興盛，各種硬筆書寫工具層出不窮、不勝枚舉，可以說硬筆的當代勃興，已成既定事實，它很好地帶動中國硬筆書法再度走向新的輝煌，為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抒寫著更加璀璨的新篇章。

眾所周知，書法是中國的一門古老藝術，中國書法曆經五千年時光之水的淘洗，現已成為國之瑰寶。其中，硬筆書法的萌芽與肇始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以及爾後的鍾鼎文。

是的，中國是個盛產神話傳說的國度，數千年來，倉頡造字作為我國古代一個美麗的神話傳說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倉頡，又稱蒼頡，複姓侯剛，號史皇氏，據說是軒轅黃帝身邊的史官，他善於做夢，是個中國文化夢想的重要代表，集理論與實踐於一身的聰明絕頂的神人。據說，他曾將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係統搜集、整理，然後付諸實踐意義的使用，在中國漢字的創造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倉頡平時善於琢磨野獸的腳印，因此研究並創造出了以象形為主的漢字，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文明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不過，國內學術界普遍認為，漢字由倉頡一個人創造可能隻是一個美麗的傳說，更多的人認為，倉頡可能隻是漢字的整理者。事實上，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倉頡還是被後人尊為“造字聖人”，這確實一個基本事實。

相傳，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在此之前的很長一個時期，人們主要以結繩記事，即大事打一大結，小事打個小結，相連的事打個連環結。後來又發展到用銳器在竹木上刻個符號來記事。不過，這樣的做法，畢竟難以傳之久遠，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文明。隨著時間的不斷向前推移，很多事可能就會被時間所湮沒。曆史在不斷發展，文明在不斷漸進，隨著時光推移，人們所做的事情愈發繁雜，名物也愈發繁多，用結繩與刻木方法，已經遠不能適應人類文明的需要，這就有了創造文字、表達情感、記錄事件的迫切要求。

縱觀中國曆史，黃帝時代是中國上古發明創造較多的一個時期，那時不僅發明了養蠶，還發明了舟、車、弓駑、鏡子、鍋、甑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器件，在這些發明創造的直接影響下，作為有心人的倉頡急時代之所急，立定決心以創造文字為己任，也就不難理解了。據說有一年倉頡到南方巡狩，看到羊和馬的蹄印，遂心有靈犀一點通，靈感由此迸發，且一發不可收。他日思夜想，到處行走，仔細觀察，對天上星宿的分布情況、地上山川脈絡的樣子、鳥獸蟲魚留下的各種痕跡、草木器具的種種形狀等，他都一一記錄在案，經過苦思冥想、埋頭描摹繪寫，慢慢的他終於造出了種種不同的符號，並且定下了每個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倉頡按自己的心意用符號拚湊成幾段，拿給別人看，經他解說之後，許多人都表示自己能看得明白。於是，倉頡高興得一拍大腿，就把這種符號叫做“字”。

多浪漫的傳說啊！仿佛透過時光隧道照射而來的，就是倉頡睿智的目光、犀利的創舉，給人們予溫暖、予智慧、予力量。

想來，倉頡造字該是拿著枝條在地上比比劃劃過的，他所留下的痕跡，那不就是最早的硬筆字麼？可以說，正是由於中國方塊漢字的誕生，才正式掀開了我國原始硬筆書法的神秘麵紗，開啟了漢字硬筆書法的開篇之作。

到了幾千年後的1899年，國內有一位名叫王懿榮的金石學家兼鑒賞家，有一次在中藥店配藥時，許是由於陰差陽錯，許是由於上蒼垂愛，他無意中竟發現了配藥的龜板上刻有古怪的符號，於是大吃一驚，隨即疑心那可能是古人的某種遺存，因為那些線條雖然簡單，卻不易辨識。經他這麼一搗鼓，人們這才真正領略了堪稱中國原始硬筆書法瑰寶——甲骨文的真容與風采。這可不是浪漫傳說，這是真人真事，如假包換。

王懿榮（1845年—1900年），字正儒，一字廉生，山東福山（今煙台市福山區）人，他是中國近代金石學家和愛國誌士。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泛涉書史，尚經世之務，嗜金石。正是那年他因偶然見到藥店所售“龍骨”上的這種古怪刻紋而發現了甲骨文，學界中人才認定他就是甲骨文的貴人兼知音，是中國文字的“幸運星”，正是他在無意中將中國漢字的曆史推前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時代，才開創了中國文字學和曆史學研究的嶄新格局。

作為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王懿榮的驚世發現讓中國漢字昂首挺胸精神抖擻地向遠古逆時針進發了近兩千年。可惜了王懿榮這位學養深厚的前清國子監祭酒，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奧八國聯軍肆虐中華大地為患京華時，作為不屈不撓、甲骨般硬朗的漢子，他最終為民族氣節憤然投井而亡，體現了一代中華學人的錚錚鐵骨、正義形象，他的死節，成為湮滅沉重的一聲可悲歎息。

當年王懿榮的驚世發現，確實震動了學術界，後經我國考古人員反複考證，確認這些龜甲上線條勻稱勁挺、結構明朗質樸的文字，就是始創於3000多年前殷商時代的甲骨文。

學者們認定，古人就是用堅硬的銅刀、銅錐或其他如石頭銳器將這些文字刻寫在龜甲獸骨上的。追溯這些龜板的來曆，確定是出土於當時河南安陽的小屯村。

近百年來，考古學家們已收集了20餘萬片龜甲，發現的甲骨文單字約有4500個左右。書法大家兼考古學家郭沫若先生盛讚這些原始硬筆書法瑰寶時有這樣的評價：“足知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鍾王顏柳也。”筆者認為，郭的評價客觀實在、切中肯絮，頗見學術精神。

二、中國書法書寫工具與外國鋼筆之異同

文字的功能實在太大了，人類的文明史無不是用文字來記載的。可以說，文字是人類文明史傳承中最可靠、最實用、最具體、最誠實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善良載體。我認為，中國漢字作為大中華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存在，首先是由硬筆字作為媒介的，其曆史之悠久，值得國人驕傲、自豪。

事實上，在當今信息化、數字化鬱勃之前，人們書寫文字的工具主要還是靠筆，前期靠毛筆，後期則尤其靠硬筆，硬筆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在文明傳承的過程中，書寫工具和文字顯得同等重要，它們的作用是相輔相成，甚至無可取代的。

說到中國書寫工具毛筆，中國古代有一個人是絕對繞不過去的，他就是我國戰國時期秦國的百勝名將蒙恬。

蒙恬（約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姬姓，蒙氏，祖籍齊國（今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人，秦朝著名將領。蒙恬出身名將世家，其祖父蒙驁、其父蒙武均係秦國多朝老將。蒙恬自幼胸懷大誌，公元前221年，他被封為將軍，攻破齊國後，又被拜為內史，他深得秦始皇尊寵，蒙恬與其弟蒙毅號稱“忠信”，足見蒙家軍在秦國的重要地位。

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之後，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收複了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南鄂爾多斯市一帶），旋又率軍修築萬裏長城和九州直道，使得秦國順利克服了國內交通閉塞的困境，北部邊疆也因此更有屏障可依，大大促進了北方各族人民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發展。

公元前210年，秦皇駕崩，中車府令趙高與丞相邦李斯、公子胡亥暗中密謀策劃了“沙丘之變”，胡亥靠耍手段僥幸上位後，不僅賜死了本該登位的公子扶蘇，還賜死了世代忠良的蒙氏兄弟，戰功赫赫的蒙恬最終無奈吞藥自殺，成為秦王朝一時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和秦朝走向滅亡的先聲。蒙恬曾駐守邊疆十餘年，有“中華第一勇士”之譽，其聲名威震北方，匈奴聞之膽喪。

就是這樣一位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赫赫威名大將軍，據傳竟曾改良過毛筆，他還因此被譽為“中華筆祖”。蒙恬是中國西北最早的開發者，同時也是中國古代開發寧夏的第一人。據載，蒙恬戎馬倥傯之餘喜歡塗塗抹抹、寫點心得體會什麼的，而寫東西，就得動筆頭。蒙恬是個善於思考、善於行動的實幹家，他最終發明了簡便實用的毛筆，據說連秦嬴政都很喜歡用他製作的毛筆，更別說朝中的一眾文武了。

公元前223年，蒙恬帶兵在趙國中山地區與楚國交戰，戰爭拖了很長時間，為了讓秦王了解戰況，按要求，蒙恬得定期寫戰報呈送於秦王。當時，人們還在用竹簽寫字，蘸少了墨，沒寫兩下墨水就沒了，而蘸多了，墨水又直往下滴淌，讓人煞是頭疼，如此反複做蘸墨動作，極不方便，也影響思路。為此，蒙恬便萌生了改造筆的念頭。

想什麼來什麼，有一天，蒙恬打獵時發現一隻兔子的尾巴在地上拖出了彎彎曲曲的血跡，他靈機一動，立刻剪下一些兔尾巴，將之插在竹管上，當筆蘸墨來寫字。但是由於兔毛油光滑亮且不怎麼吸墨，蒙恬試了幾次，效果均不大理想，於是他隨手將那支“兔毛筆”扔進了門前的石坑裏。蒙恬是個腦子很好使的人，凡事都不輕言放棄。第二天，他走出營房透氣時，無意中看見了那支被自己扔掉的兔毛筆，撿起來後，他用手指捏了捏，發現濕漉漉的，山坑裏的水富含堿性，兔毛經石灰水浸泡後，自然就變得更白更軟了。於是他將兔毛筆往墨盤裏一蘸，兔尾筆竟變得非常“聽話”，寫起字來業變得非常柔順流暢。原來，石坑裏的水含有石灰質，經堿性水浸泡後的兔毛去掉了一層油脂，霎時變得柔順起來了，因此蘸墨寫起字來也就變得非常舒服、很是方便了。這就是關於蒙恬毛筆來曆的美麗傳說。作為毛筆的持管者受益者之一，我聽著都讓人感到溫暖半日。

而事實上，從國內出土的文物來看，毛筆遠在蒙恬造筆之前的商代就已出現了。河南信陽、湖南長沙的春秋戰國墓葬中均有上好的兔箭毛製作的毛筆出土，隻不過當時不叫“毛筆”罷了。“毛筆”在吳國被稱為“不聿”，在燕國被稱作“拂”。當然除此之外，還有稱作“管城子”、“毛維子”、“中書居”、“龍須友”、“尖頭奴”的，反正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直至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筆”才被正式定義為“筆”。在此過程中，蒙恬作為毛筆製作工藝的改良者，其功不可沒自然順理成章。據說蒙恬是在出產最好兔毫的趙國中山地區取其上好秋兔之毫來製筆的。湖北雲夢秦墓中出土的三支竹杆毛筆，就是用竹製筆管，在筆管前端鑿孔，將筆頭插在孔中，另做一支與筆管等長的竹管做筆套，將毛筆置於筆套之中，再用膠粘牢的。也許是為了取筆時方便吧，筆套中間還鏤有長方孔槽，竹筒上塗有黑漆，且繪有紅色線條。可見，這支秦筆的製作已有一套相當完整的製作工藝，看上去很具文藝氣息。事實上，現代毛筆製作工藝與之頗為相似，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較之戰國時期楚國的筆，秦筆已大有進步。相傳蒙恬曾在善璉村取羊毫製筆，因此，蒙恬在當地也被奉為“筆祖”。又據說蒙恬的夫人卜香蓮是善璉村西堡人，夫人也精通製筆技藝，被供為“筆娘娘”。蒙恬與其夫人將製筆技藝傳授給了村民，當地的筆工為了紀念蒙恬夫婦，遂在村西構建了蒙公祠時常拜祭，繞村而過的小河，村民也幹脆易名為蒙溪了。後來的事就更有人情味了，蒙溪竟然成了善璉的別稱！相傳農曆3月16日與9月16日是蒙恬和卜香蓮的生日，村民們每年都要舉行盛大的敬神廟會，以紀念蒙恬這位不朽的“筆祖”。秦代沒有專利局，所以說蒙恬雖然沒能獲得毛筆的專利權，但他所製作的筆精於前人，對毛筆的改革他客是有重大貢獻的人。曆史上對蒙恬造筆的說法當然也有一些記載。比如《太平禦覽》中引《博物誌》曰：“蒙恬造筆。”；又如崔豹在《古今注》中有雲：“自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意謂蒙恬作為毛筆製作工藝的主要改良先驅，其功勞是不可埋沒的；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道：“秦謂之筆，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先秦書籍中並沒有“筆”這個字，甚至也沒這個概念，而“聿”字早在商代其實就已經出現，秦相李斯們鼓動秦皇統一文字時，興許隻是統一了“筆”的叫法而已。可見，筆是早於秦代就存在的。唐朝韓愈《毛穎傳》中以筆擬人，其中也有蒙恬伐中山，俘捉毛穎，秦始皇寵之，封毛穎為“管城子”的記載，這當然是有趣的個性說法了。後世因之就有了以“毛穎”、“管城子”作為筆的代稱的；清代大學者趙翼則在《陔餘叢考》中寫道：“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人，遂獨擅其名耳。”可謂眾說紛紜，各有側重點。

總之，“中國毛筆”是一個劃時代的發明，其便利的書寫功能在其被發明之後很快就得以彰顯，其服務社會的傳世功能也為曆史所銘記。

中國毛筆的傳承具有數千年的曆史，而毛筆書法經過曆朝曆代的發展，已然成為獨具中國特色的“國粹”這是毋庸置疑的，書法因此而成為一個極具生命力和審美價值的藝術門類也就順理成章了。

時移世易，到了現代，毛筆有所式微，硬筆再次唱起了主角，硬筆書法更是煥發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硬筆一度曾成為中國漢字書寫的最主要工具。

事實上，早期在西方，人們普遍用鵝毛筆作為書寫工具，鵝毛筆類似於蘸水筆和我國古代的竹筆，寫幾行就得蘸一下墨水，如是反複，一篇文章下來，寫作者其實也是蠻累的：墨蘸多了，就會掉下來成為難看的墨豬，且容易對文字整體結構的美觀度造成破壞與戕害，先寫的幾個字往往會厚重許多，而後寫的字則會慢慢變淡、變細。當然，懂得欣賞的人，可能會從中瞅出美來也未可知，這可真是一種難言快感的書寫，有些沉重，也不乏浪漫。

鋼筆其實是在蘸水筆和貯水筆的基礎上改進而成的，1809年，英國專利部門頒發了史上第一批關於貯水筆的專利證書，這就等於給鋼筆下發出生紙和命名證書了。鋼筆的正式誕生，距今也就兩百年曆史，這是不容抹殺、如假包換的事實。關於這一點，我們祖先的銳器、刀具似乎離得太遙遠了一點，而西人的鋼筆似乎更時髦、更有發言權一些。

時間上溯到1829年，對書寫頗有情懷的英國人詹姆士·倍利成功研製出了鋼筆尖，經過一些特殊工藝加工後，鋼筆尖圓滑而富有彈性，書寫起來既方便又流暢，可謂一舉數得，深受人們歡迎。然而，這種筆必須蘸墨水，書寫起來還有些麻煩的。

到了1884年，美國一家保險公司有一位名叫華特曼(Lewis E. WAterman)的機靈雇員，發明了一種用毛細管供給墨水的方法，此舉較好地解決了鋼筆老要蘸墨水的“老大難”問題。華特曼研製的這種筆的筆端可以卸下來，墨水用一個小的滴管注入。實際上坊間通常所說的現代鋼筆就是這位名叫華特曼的美國小職員所發明的。因為這一貢獻，華特曼本人更被譽為“鋼筆之父”，以其名字命名的“華特曼牌鋼筆”至今仍是鋼筆界的嬌子和著名品牌，一直頗受世人的青睞。

再之後就到了20世紀初期了，聰明的地球人善於改造世界。彼時吸墨水的筆已經出現，但主要是采用一個活塞來吸墨水。後來，人們在筆中采用皮膽來貯存墨水，這種裝置需要用鐵片插入縫中去擠壓皮膽來吮吸墨水，這種裝置雖然沒那麼煩人了，但其時常“嘔水”、“吐血”的缺點也是挺明顯的。

到了1952年，世界上又出現了用一根管子伸進墨水中吸水的施諾克爾筆，這種筆自然很受歡迎。

事實上，直到1956年，人們才發明了常用的毛細管筆。當然也還有一些美術鋼筆之類的新玩意出現，這倒是一種有益補充了。在海外，許多人可能更習慣於稱鋼筆為自來水筆，大抵是因為吸了墨水的鋼筆就像自來水的水龍頭一樣，墨水可以不受阻滯、酣暢淋漓地流瀉於筆端，而無需像蘸水筆那樣麻煩，寫寫蘸蘸，蘸蘸寫寫，頗費周章的，弄不好甚至可能斷了寫作者的思路，留下絲絲遺憾。

而如今的鋼筆筆頭主要是由金屬做成的，書寫起來已經相當流暢而又具有彈性了。無論中外，鋼筆從此成為人們最為普遍使用的書寫工具，確實起到了助推文化發展的重要作用。

中國地大物博、曆史悠久，古代中國的書寫者多以木筆、葦管筆、竹錐筆、紅柳木筆、骨筆蘸墨書寫硬筆字。總之，我們祖先很聰明，他們製作的這些筆可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興許那時還不存在“硬筆書法”一說吧，古人記事多半是為了記錄曆史、傳承未來，難有“書法”藝術可言。但有一點值得關注的就是，我國古代的筆舌形製及原理，其實與西人製作的現代鋼筆是非常接近的。竊以為，謂之世上最早的“硬筆”實不為過。從這一點來看，華特曼之流隻能稱之為我大中華祖先的第N代傳人了。

我國的考古學家們後來又在各大遺址中陸陸續續零零星星找到了諸如雙瓣合尖竹管筆一類的書寫工具作為實物證據，這就很好地證明了我國硬筆書法早期的曆史存在並非空穴來風。據考，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經卷中，考古學家驚喜地發現了古代中國的硬筆書法寫本。目前，考古學家已鑒別出的敦煌硬筆寫本就達兩萬頁之多，計有紙本、絹本等；這些寫本甚至囊括了漢字、梵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等多種華夏古老民族的文字，而其內容則更加寬泛，涉及佛經、文學作品、契卷書信以及經帖雜文等；書體則包括硬筆楷書、行書、行草、草書等。其中，最著名的《李嶠雜詠》就是在敦煌發現的我國最早的漢字硬筆寫本。如今，細細端詳這個寫本，曆史的滄桑感就會撲麵而來，簡直讓人眼前一亮，心生滄桑喟歎。《李嶠雜詠》的書寫年代大抵在公元766－779年之間，距今約有1240多年曆史。捧起這本厚重之書，似聞時間遠去的腳步聲再次回響與曆史長廊，教人心儀、令人向往、催人感慨。

另外，據考古發現，敦煌文書《“前生修福得聞”詩》殘卷上也有毛筆楷書和硬筆行草的遺存。總之，電光火石、星火燎原，凡此種種，無不有力地證明了我國的硬筆書法是一種杠杠的久遠而輝煌的曆史存在，想一想心裏都會生出無限自豪感來的。

人事代謝，光陰促迫。鴉片戰爭後，鋼筆從西方迅速傳入我國。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趾高氣昂的列強用洋槍洋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重門。堅船利艦的入侵，讓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吃盡了苦頭，嚐到了多災多難的沉痛滋味。不堪回首的悲催曆史中，多少仁人誌士為祖國的獨立自主而拋頭顱灑熱血，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壓不彎摧不垮的民族脊梁，它支撐著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前赴後繼，不斷前行。

當然，蘇子和西方的入侵，西人的鋼筆也不請自來了，它們帶著濃厚的西式傲慢登陸中國，成為一種很有意思的洋為中用的舶來品而為國人寬博的胸懷所逐漸接受。不過，彼時鋼筆的銷售是極其有限的，據載，最初也就僅限於上海、天津、廣州、大連等幾個城市及沿海口岸而已，商家們營銷的多半也是歐美一些生產商的什麼“華脫門”“犀飛利”和“派克”一類的鋼筆。彼時，中國出於水深火熱之中，貧病的老百姓連字都不認得幾籮筐，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錢去買鋼筆這洋玩意來擺弄了。當然，達官貴人、洋行買辦和那些有錢讀書識字的人是買得起的。因此，彼時鋼筆在民間，還是稀罕之物，至於寫字，那更是識字人的專長，遍地都是文盲，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更何來多餘資財去買鋼筆？再說，買鋼筆來做什麼用呢？又不能當飯吃、當衣穿，善良得無以複加的中國老百姓一早就認定，洋人的東西要不得，洋人的玩意碰不得，弄不好會惹禍上身觸黴頭的。這雖是一種樸素的誤讀，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便是我生在那樣水深火熱年代，自然也會笑不出來的。

1928年，上海市終於創辦了我國第一家自來水筆廠，算是填補了泱泱大國隻有毛筆不知鋼筆為何物的悲催空白。

此後，什麼“博士”、“華孚”、“金星”之類的品牌才接踵而來，先後呱呱墜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至於鉛筆，早已伴著1919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的發生而由西歐和日本等國輸入我國了。上世紀30年代以前，我國的鉛筆市場幾為洋人所壟斷，國內行業空空如也、乏善可陳，根本沒有一個像樣的自主品牌和產品值得點讚。鉛筆一度曾是中國筆業界的一個軟肋，這也是無奈的基本事實。

五四運動是一次反帝反封建運動，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確實帶來了文化的覺醒、發展與勃興，洋人的鋼筆書寫工具因其實用性而成為知識分子和上層建築都喜愛的書寫工具，鋼筆由此成為與我國的傳統書寫工具毛筆的有益互補，正是一軟一硬、相得益彰。

東西方不同書寫工具之間的“冤家聚頭”、強烈碰撞，讓彼時的文化界也頗為熱鬧了一番。魯迅、胡適、徐誌摩、鬱達夫、茅盾、巴金、郭沫若等文藝大咖看到了鋼筆的優點，他們正式接納了新事物，並開始“軟硬兼施”鸚鵡學舌般使用起鋼筆這一既省時更兼攜帶方便的新玩意來，這些人一個個都是文壇巨擘、藝術大師，於書法一途，大多吃過“顏筋柳骨”熬製的“夜粥”，練過“歐體趙姿”的“童子功”，毛筆字寫得有模有樣，鋼筆字自然也不會差到哪裏去。譬如文壇硬骨頭魯迅先生，就是硬筆書法的身體力行者，他於1933年至1935年間在《申報：自由談》專欄和《太白》半月刊上分別發表了《禁用和自造》和《論毛筆之類》等文章，極力宣傳鋼筆書寫的優勢，直接與那一幫子阻撓鋼筆發展的所謂“國粹”維護者叫板、掰手腕，鬧得甚歡。民國時期正是因為有魯迅等一大批文人的一係列好玩動作，才從客觀上對鋼筆和鋼筆字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傳播和推波助瀾作用，以此觀之，文人們可謂功不可沒。

1946年由美國雷諾公司生產的圓珠筆（一名為“原子筆”）開始在我國市場上晃晃悠悠、粉墨登場，圓珠筆一旦走入國門，就迅即占據了中國市場，成為硬筆書法新寵。包括鋼筆、鉛筆、圓珠筆在內的所有這些硬筆書寫工具在我國市場的走俏和受國人的青睞，都為我國傳統書寫工具毛筆樹起了杠杠的“對立麵”，雖不能說是水火不容，但著實讓我們的“毛筆”嚇出一身冷汗，一種硬筆書法對決毛筆書法的時代似乎已開始來臨。但嚇歸嚇，軟筆硬筆最終還是握手言和、和平共處，最終達成“軟硬兼施”的融洽局麵。

文化沒有國界，藝術沒有圍牆，好東西終究會為人所識、為人所用的。硬筆就是其中一種好東西，硬筆書法自然也是書法之一種，沒有人能抹殺它的藝術功能和形態存在，這是任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三、中國硬筆書法近現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我國第一本鋼筆字帖問世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彼時，清末富家子弟、精武體育會創辦人、愛國熱血青年，集考古學家、作家、發明家、書法家諸多頭銜於一身的陳公哲，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鋼筆書法字帖《一筆行書鋼筆千字文》。陳公哲此舉可謂開了中國鋼筆（硬筆）書法的先河，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風度翩翩的富家子弟陳公哲對鋼筆書法情有獨鍾，他由此被中國書法界所銘記，也算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陳公哲（1890年－1961年），祖籍廣東中山，其父早年在上海經營“粵瑞祥”五金行，陳公哲是在上海出生的。成年後的陳公哲在上海的廣東會館中也頗有威望，這也許得益於他父親的名氣，富二代那是銜著金湯匙出世的主，別人羨慕不來。陳公哲15歲即參加健身球社，20歲時又參加了精武體操學校，成為精武體校的首批學員。爾後，他一直是精武的核心領導人，與盧煒昌、姚蟾伯有“精武三傑”、“精武三公子”之稱。後來再加上陳鐵生，他們就成了早期有名的“精武四傑”。

陳公哲早年曾就讀於複旦大學，他精於攝影技術，初期精武書籍上的許多照片，都出自他的妙手，他與程子培拍攝了精武體育會的電影記錄片5卷。1916年前後，陳公哲曾兩度慷慨捐出自己的宅第、家產給精武會。為了精武會，他也是拚了，不斷捐資散財，以致家道逐漸敗落。還好，精武會於抗日戰爭前發展迅速，從上海到廣州、港澳乃至東南亞、美國、加拿大等地都建起了分會，事業可謂蒸蒸日上。1920年精武會慶祝建會10周年時，孫中山應陳公哲之邀為精武會題寫了“尚武精神”四字匾額，高懸於精武會館門楣之上，孫中山甚至還為精武會建會10周年特刊《精武本紀》撰寫序文，以此提振民族尚武精神。可以說，陳公哲一路走來，與孫中山交情匪淺。當然，孫中山對精武會也寄望頗深，陳公哲也頗受他的垂愛、青睞與照拂。民國7年，陳公哲編著出版了《測光捷徑》一書，那還是他攝影技術的彰顯，據說賣相蠻好，賣得挺火的。陳公哲還在精武書刊中發表過數十篇學術性文章，儼然一個大學者的身形。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陳公哲還拜章太炎為師，從老先生學習過一段小學和書法。民國16年，陳公哲應孫中山之邀前往南京政府司職。民國24年，陳公哲書寫並出版了《一筆行書鋼筆千字文》，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本可以查考的鋼筆字帖，具有裏程碑意義。盡管平日裏習武，但陳公哲身上並沒有太多江湖氣息。盡管他研究學術，但他並不是一個單純得百無一用的書生。良好的教育背景，使他身上展露出來的更多的是科學精神。中國人認定文武兼修已是難得的人生際遇，但陳公哲文武之外，更增加了科學的修養，他所處的時代，科學精神開始傳入中國，而且科學沒有像“文”那樣分為詩詞歌賦，也沒有像“武”那般分武當、峨眉、少林，陳公哲因此得以如海綿吸水般廣泛涉獵，各個方麵均有頗高造詣。抗戰爆發後，陳公哲舉家遷居香港，此後潛心著書立說。1937年至1945年間香港淪陷，陳公哲遂遷回內地。戰後，他曾遊曆於多個省份，並親自執教書法。另外，陳公哲在考古方麵也是成就斐然的，他是首名在香港從事考古發掘的華人，也是一位業餘的考古工作者。新中國成立後的1953年，陳公哲在香港幹脆自任精武會總裁，遍訪南洋各地。1957年，67歲高齡的陳公哲還著有《精武50年武術發展史》一書，詳述了他與精武會的關係，並應邀回國參加了全國武術觀摩大會。1961年，陳公哲病逝於香港。斯人雖逝，然其精神永存，陳公哲的救國思想、熱血舉動，人們可以從他的傳記《知行錄》中略知一二。

說到硬筆書法，黃若舟（1906年—2000年）也是一個繞不過去的yabo22官网 。從硬筆書法史來考察，黃若舟無疑是中國硬筆書法事業的拓荒牛之一。老先生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就編注了一部《通書》（後來修訂時易名為《漢字快寫法》），其中談及硬筆的書寫技法，頗受歡迎。數十年間累計印數已經高達2000萬冊，成為現代硬筆書法的重要範本之一，黃若舟也因此而成為中國硬筆書法的重要拓荒者和堅定實踐者。黃若舟原名濟才，江蘇宜興人，其楷書由顏真卿入，兼涉百家，他的大字頗具磅礴之氣，為人們所喜愛。黃若舟精於行草，於《書譜》、《蘭亭》、《十七帖》用力甚殷，他年輕時的作品妍美俊逸，晚年則趨於峻勁厚重。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書法大家。

書法大家鄧散木與白蕉1949年3月合寫的一部《鋼筆字範》由萬象圖書館出版，中央書店發行，這也算是一個硬筆書法事件了。這本書全麵而詳盡地介紹了鋼筆的執筆方法、楷書的基本運筆方法和鋼筆書寫的具體筆法，甚至還精心書寫了楷書、行書和草書三種字體的字範，是一本極為走心的鋼筆書法教材，也是中國出版發行的第一本三體鋼筆字帖，開啟了硬筆書法的又一先河。如今，這本字帖已是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館藏之一，70年前的封麵已然有了沉重的曆史滄桑感，但封底款式中依然可以看到二位老前輩的身影。竊以為，該字帖的價值確實遠超今天一些所謂名家的硬筆書法字帖。書論家平衡在《鄧散木白蕉鋼筆書法字範》中說道：鄧、白二人從事的鋼筆書法創作“開私服之紀元，樹藝術之別幟”。可以肯定的是，二位前輩書家使得鋼筆書法從簡單的實用，升華到了厚重的藝術境界，其對現當代硬筆書法的創作與發展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鄧散木（1898-1963年）是上海人，在藝壇有“北齊（白石）南鄧”之譽，鄧散木數十年勤於藝事，黎明即起，鍥而不舍、臨池不輟，及至去世前幾日，仍在孜孜不倦伏案工作，他擅長書法和篆刻，且諸體皆精，是個難得的全才。

上述三部硬筆書法專著的出版，頗受有識之士的歡迎與業界好評。由於當時的中國國力疲弱，國家陷於戰亂，百姓活且不易，更哪有心思練習鋼筆字、研究硬筆書法呢？不過，從我國鋼筆書法近百年的發展史來看，這幾位前輩的努力和榜樣作用是相當明顯的，值得記取。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用濃重的湘音宣告了新中國的成立。此後，用鋼筆書寫生活和工作、抒寫人生和命運，在我國各行各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後來幾乎到了人人都寫鋼筆字的地步。有時候，長輩給晚輩獎勵，老師獎勵學生，或學友之間臨別贈言贈物，以一支鋼筆、一本筆記薄簽上幾行鋼筆字作為獎品或紀念品，那也是常有的事。隨著鋼筆的不斷普及，全國上下的文字往來，自然也都以鋼筆字為主了。寫鋼筆字實際上已經作為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在社會上得到了最為廣泛認可。

翻開1958年的某個片段，就能聽到當年的周恩來總理在一次報告中指“書法是一種藝術”的閃亮金句，這是國家領導人層麵對書法的認識了，值得歡呼。普通老百姓寫鋼筆字大多是為了工作、學習或信件來往。新中國成立後，國內不少書家都出版過自己的鋼筆字帖，他們的暖心之舉，無疑對促進硬筆書法事業的發展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比如1954年，沈六峰就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鋼筆字的練習和寫法》；比如1958年，黃若舟的《漢字快些法》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又比如鄒夢禪出版的《三體鋼筆字》、周稚雲出版的《鋼筆美術字練習》、林似春出版的《雷鋒鋼筆字帖》等等，這些鋼筆字帖都有很好的示範意義，其作用不容小覷。直到文革爆發之前，可以說寫鋼筆字已經成為人們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毋庸諱言，十年“文革”浩劫，全國上下亂成一鍋粥，黨、國家和人民為此遭到了極其嚴重的挫折與損失。這一時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形形色色的大字報貼滿大街小巷，城市和農村概莫能免。寫大字報自然多用排筆和毛筆，硬筆似乎也就遭到靠邊站的式微命運了。

無疑，“文革”對文化來說是一場大摧殘、大禍害了，一切文化藝術無不受到巨大衝擊。盡管形勢如此嚴峻，日子如此荒唐窘迫，但是一些熱心於硬筆書法的人，仍在不知疲倦地苦中作樂、默默耕耘。比如，1972年1月上海書畫出版社就曾出版過陸初學的《鋼筆正楷字帖——革命現代京劇選段》。現在打開孔夫子舊書網，你仍可以淘到這本舊書。1973年3月，該書第四次印刷時，印數已達745萬冊，以當代書籍印數觀之，這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了。《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等唱詞選段盡在裏頭，橫寫的鋼筆字有板有眼、有模有樣，賣得不貴，但非常有收藏價值，讀者諸君不妨買一本傳之子孫。這係列鋼筆字帖的出版，可以說是對那個時代的生動呈現和對那個時代藝術的一種頑強補充與極力反諷；又比如，1972年3月黃若舟、濮誌英、顧家麟、陳進書等人在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係列《鋼筆行書字帖》，該叢書後來一版再版，暢銷不已，印數也近乎天文數字，完全可以視為中國硬筆書法的一個當代奇跡，中國硬筆書法頑強生命力，在此再次得到了頑強而具體的彰顯與認證；還有就是浙江書家俞建華用硬筆書法在《工農兵畫報》上抄寫連環畫文字腳本的做法，他一抄就是十年之久，這簡直就是硬筆書法的當代傳奇故事了。

凡此種種，無不證明這中國硬筆書法不屈不撓的硬朗的抗爭精神、實用品質。

四、中國硬筆書法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文化地位

文革結束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的議題是討論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後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不利局麵，實現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曆史的偉大轉折，這個轉折是全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全會實現了對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係統清理重大曆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恢複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傳統，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新進程，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將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揭開了黨和國家曆史的新篇章，使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中國硬筆書法事業也同樣開始進入了嶄新發展的快車道。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硬筆書法yabo22官网 就是龐中華、田英章、梁錦英等人。

俗話所說“字如其人”，那是有依據的。寫好字可以說是社會文明的標誌之一，也是每個人的文化修養和精神氣質的一種綜合體現。在強調素質教育重視傳統文化的今天，大力倡導硬筆書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文化學意義。改革開放後，中國硬筆書法如雨後春筍，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不久前，中國硬筆書法協會主席團常委、湖北省硬筆書法家聯誼會執行主席柳長忠先生到訪佛山，在談及中國硬筆書法四十年的發展、憶及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時，我倆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係之、噓唏不已。這次深談，讓我再次切實感覺到了中國硬筆書法頑強的生命力和獨特的藝術魅力。

據柳長忠回憶，1980年龐中華的《談談學寫鋼筆字》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後，迅速風靡全國，一版再版，開了改革開放後首位從理論到實踐全力推介中國硬筆書法的先河，是一個值得銘記與點讚的重大書法事件。上世紀八十年代“龐體”鋼筆字出現以前，大多數人對於鋼筆等硬筆字的書寫多是為了實用，甚少在藝術性方麵進行有益嚐試。龐中華鋼筆書法秀美、工穩、挺拔，既實用又美觀，開創了中國現代硬筆書法藝術的神話開端。1980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推出龐中華的第一本硬筆書法字帖《談談學寫鋼筆字》，該字帖一麵世，即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暢銷不衰，累計印數已超過1800萬冊，成為新時期中國硬筆書法的一個真實“神話”，龐中華本人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從此享譽硬筆書法界，成為中國硬筆書法標誌性yabo22官网 。2009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評出“新中國6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600本書”，入選名單中，龐中華的《談談學寫鋼筆字》赫然在列。隨後許多年，出版社又推出了一套臨摹與收藏並舉的“龐中華硬筆書法經典字帖”叢書：《談談學寫鋼筆字》（修訂版）、《龐中華楷書規範字帖》、《龐中華行書實用字帖》。將龐先生關於現代硬筆書法藝術技法的講解排在前麵，其後為楷書、行書、隸書、篆書、仿宋等體的常用字。《龐中華楷書規範字帖》保留了最為實用的筆畫、間架、結構等練習，去除了一些過時的內容，收錄了教育部審定的小學一至六年級語文課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全部生字，更適合小學生使用。《龐中華行書實用字帖》常用字和作品選登注重代表性，龐本人在書中細致講解了行書的特點及練習方法，凸現了硬筆書法的藝術之美，該叢書講述了書法藝術的曆史、流變和發展，非常適合在校學生研習。《談談學寫鋼筆字》這本鋼筆字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硬筆書法經典字帖之一。當然，藝術實踐不能拒絕繼承和借鑒，推陳出新乃是永恒的話題。毛筆書法的書寫經驗可資鋼筆書法書寫取法，龐中華在他的從書中透徹而實事求是地談到了這一點。

龐中華1945年10月生於四川達州，1965年畢業於西南科技大學地質勘探專業。他是我國當代中國硬筆書法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是家喻戶曉的著名書法家、書法教育家和詩人。現在仍兼任中國硬筆書法協會的終身名譽主席。龐中華曾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聲望盛譽是其他硬筆書家難以望其項背的。自1980年以來，龐中華有100多種字帖和專著在海內外出版社出版發行，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這本《談談學寫鋼筆字》。另外，龐還出版了《龐中華鋼筆字帖》、《龐中華現代硬筆字帖》、《龐中華書法集》、《龐中華詩抄》、《龐中華散文集》、《龐中華電視講座》、《龐中華人生感悟》、《硬筆書法簡論》等，主編的書法教材包括《硬筆書法普及班教材》、《硬筆書法高級班教材》、《中老年人硬筆書法教材》，以及適合中小學生課堂使用的《寫字課本》、《寫字字帖》、《書法藝術》、《龐中華快樂練字》等，據不完全統計，其圖書總印數已突破1.5億冊，加上那些非正式渠道的出版物，總數估計已超3億冊。龐中華作為硬筆書法教育家，他還曾多次應邀在央視、中國教育電視台開辦過《硬筆書法講座》、《龐中華硬筆書法藝術講座》等，聽眾以千萬計。另外，龐還創辦了“龐中華硬筆書法中心”及“龐中華硬筆書法學院”，迄今已培養學員超過130多萬人次。龐中華的硬筆書法清新秀逸，各體兼善，自成一體，被硬筆書法界譽為“龐體”。他所獨創的“快樂立體教學法”可謂享譽海內外。除了研習書法，龐本人還長於詩文、音樂等，是個小有名氣的詩人。海內外輿論界甚至稱龐為“中國當代硬筆書法第一人”，這或許並非過譽。

此外，龐中華致力於硬筆書法的教育普及工作，除了在國內作育桃李棟梁外，他還在德國開辦的中國孔子學院任教，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用一種“快樂教學法”教那些老外練習中國硬筆書法而廣受歡迎。社會對龐中華評價頗高，風靡中國的硬筆書法熱潮，可以說始終與龐中華的名字連在一起。龐中華就像一顆熠熠生輝的璀璨明珠，深受廣大群眾和青少年朋友的喜愛。在中國書法的藝術長廊裏，龐中華為硬筆書法豎起了一座意義非凡的豐碑。

柳長忠那天跟我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與龐中華有關的一些趣事時，讓我大開眼界。他說他當時在湖北大悟縣還是一名團幹的時候，有一天他到書店買到了龐中華這本《談談學寫鋼筆字》，簡直如獲至寶、愛不釋手，從此他就迷戀上了硬筆書法，且一發不可收。1982年共青團浙江省委下屬一個雜誌《浙江青年》舉辦了全國青年鋼筆字比賽，柳長忠獲得三等獎，他高興得不得了，於是就萌發了要去見龐中華的衝動。當時全國報刊都在推介龐中華，柳長忠千辛萬苦淘到了龐中華的地址，於是，二話沒說就趕到離大悟縣很近的火車站（廣水站），花三毛錢坐火車車直接去了河南信陽，並在信陽東方紅大道131號地質大隊家屬院找到了龐中華。他說，龐老師當時穿著工作服，生活並不富裕的他也不吝嗇，就拿出珍藏的酒，炒了幾個小菜，二人就邊聊邊喝起來。柳長忠向龐中華彙報了自己如何喜歡鋼筆書法並如何帶動身邊的人練字的事，受到龐的稱讚。彼此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直聊至夤夜乃散。

及今思之，柳長忠仍感慨萬端、不勝唏噓，他說那時候青春年少，為了硬筆書法，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

1981年春，上海書法家沈鴻根與葉隱穀、林似春等率先在上海創辦了“晨風鋼筆字研究社”，普及提高硬筆書法藝術。該研究社旋即在上海和平公園舉辦了全國首屆硬筆書法展，在眾多來稿中選取一百幅作品在上海、無錫、蘇州、連雲港等地巡展。巡展反響很大，沈鴻根旋即被邀請到巡展地多所高校和文化館就硬筆書法進行講學，頗受師生們歡迎。隨後，沈鴻根又陸續出版了《中國鋼筆書法藝術》、《鋼筆快寫》等字帖及硬筆書法研究專著，較好地推動了硬筆書法事業的發展。

1981年我才11歲，然而因為愛寫鋼筆字的緣故，已糊塗亂抹、操觚有年，對龐中華、沈鴻根等硬筆書家耳熟能詳。1991年參加工作後，緣於詩文，我與沈鴻根成為非常要好的忘年摯交，彼此鴻雁往來這許多年裏，時在念中。2014年，佛山市硬筆書協成立時，已經70多歲高齡、腰腿不便的沈老還特地從上海趕來佛山為我撐場、站台，這讓我惶愧不已、感動不已。我與沈老把臂談詩言書，愉快回首當年，可謂感慨良多，彼此內心甚至生出一種仿如隔世之感來，直歎硬筆之愛，真如紅塵苦戀，斷非一兩句話說得完的。

不得不說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三次硬筆書法大賽，想起的巨瀾，可以說席卷起了硬筆書法的三次狂潮。大賽很快使硬筆書法成為全國性的一項群眾文化活動。1982年，浙江團省委及其下屬的《浙江青年》雜誌社有鑒於當時社會上不少青少年受文革“讀書無用論”的遺毒影響，不重視對傳統文化的學習，也不好好寫字的情況，為扭轉這一不良社會風氣，提高青年朋友的書寫興趣和能力，特舉辦了“青年鋼筆字書法比賽”，“鋼筆字書法”遂被作為一個概念首次提出來。那次賽事活動可以說是首開了全國先河。當時《浙江青年》雜誌社領導陶鬆銳、楊建新等很有戰略眼光，也很有文化情結，僅一個多月時間，大賽就收到全國21000多人的參賽作品，一批書林新苗得以湧現出來，天津王清璽、上海的顧仲安、浙江的任平就是那次大賽的一等獎獲得者。1984年，《浙江青年》雜誌社受團中央宣傳部的委托，舉辦了“全國首屆青年鋼筆書法比賽”。這次大賽引起了社會的更大關注和轟動，吸引了全國許多青年朋友參賽，共收到國內及旅居歐美的許多華僑青年的作品，作品總數達30多萬件。龐中華當時是唯一一個評委，他在杭州工作了一個多星期才完成整個評選，此次大賽，任平、王正良、商偉、顧仲安、唐超良、倪偉林、楊汝偉、邱明強、張月朗、李雁春等十人獲一等獎。柳長忠當時22歲，他獲得了二等獎，當時《浙江青年》雜誌社給柳長忠也發了份邀請函，柳與龐中華得以再次見麵。頒獎儀式是在杭州省群藝館舉行的，獎品是一台電風扇。此次大賽的獲獎作品後來也結集出版了一本《中國鋼筆書法集錦》，風行一時。

在兩次大賽的基礎上，浙江省於1984年冬成立了“中華青年鋼筆書法協會”，事實上，彼時的杭州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硬筆書法的一個中心。《浙江青年》（後改為《東方青年》雜誌）的兩任總編輯楊建新、陶鬆銳以及書法家倪建中等為大賽的舉辦、協會的成立和《中國鋼筆書法》雜誌的創辦可謂嘔心瀝血、竭盡了心力，值得銘記。1984年，日本現代硬筆書法學會會長柴田木石應邀訪問杭州，當時正值“全國青年鋼筆書法大賽”揭曉之時，日本書法家與獲獎者們一起舉行了硬筆書藝現場表演，活動震撼一時，日本客人還參觀了“中日青年友好鋼筆書法展覽”。柳長忠對日本書法家的硬筆書寫工具印象頗深，他說各式各樣的硬筆書寫工具他那天都看到了，日本人的硬筆書寫工具頓時顛覆了他和龐中華及其他諸位國內硬筆書法人的“三觀”，原來硬筆書法可以用這些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雜七雜八的“硬家夥”來寫，硬筆書法還可以有這樣的表現形式？

事實上，打開國門之後，大家見到了許多以往沒見過的書寫工具、書寫方式和硬筆書法裝裱方法。此後，龐中華等人身體力行，也開始了記號筆等多種書寫工具來書寫硬筆書法新篇章的探索。

1985年10月，由中華青年鋼筆書法協會發起，與《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中國婦女報》、《中國青年》雜誌、《中國婦女》雜誌、《中國鋼筆書法》編輯部、《東方青年》雜誌（前身為《浙江青年》雜誌）等媒體和上海新華（永生）金筆廠聯合舉辦了“1985年中國鋼筆書法大賽”。這時候才算正兒八經的提出了“中國鋼筆書法”這個正式概念。那次大賽由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啟功先生擔任組委會主任兼評委會名譽主任。大賽沒有年齡限製，參賽者範圍更廣，共收到參賽作品100多萬件。龐中華當時是評委，那段時間杭州市郵政局每天都要派一輛麵包車專送那些參賽郵件，大賽辦公室忙不過來，就組織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絲綢工學院的一批書法、藝術老師參與初選工作。最後，大賽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柳長忠告訴湖北省博物館的張秀參賽消息，張的楷書獲得了特等獎，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楊成武、國家教委副主任楊海波、團中央書記李源潮、全國婦聯黨組書記王立威、中國文聯黨組書記陸石、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陳叔亮，著名敦煌學專家常書鴻等領導欣然應邀出席了盛況空前的頒獎大會。來參加頒獎會的有七旬老人，也有八歲稚童。央視、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全國各地數十家大小新聞媒體對此作了大篇幅的宣傳報道，“中國硬筆書法”一詞一時成為炙手可熱的全民皆知的關鍵詞。此次大賽影響深遠，為一時之最；1986年，中國現代硬筆書法研究會等組織聯合舉辦的“中國漢字硬筆書法大賽”是前三次大賽的一個有效延續，參賽者達數十萬之眾。那時候，除了全國性的大獎賽之外，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甚至不少市縣也開始掀起了硬筆書法的熱潮，各地紛紛舉辦了各種硬筆書法比賽。一些軍營、警營和各類大中專院校也開展了不同層次、不同規模、不同級別的硬筆書法比賽。通過比賽，挖掘和培養了一大批硬筆書法才俊，這些中堅力量對推動我國硬筆書法事業不斷向前發展起到了不可或缺、難以替代的生力軍作用。

1985年5月，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全國首本硬筆書法專業性雜誌《中國鋼筆書法》在浙江呱呱墜地了，這本由啟功先生題寫刊名、共青團浙江省委主辦的硬筆書法雜誌的誕生，在中國硬筆書法史上具有非凡意義，是一個標誌性事件。雜誌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提高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青少年的漢子書寫水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雜誌主要欄目有：名作欣賞、焦點論壇、書苑談藝、古帖新臨、百家言、書法人生、名家名作、藝苑茶座等。雜誌至今已經編輯出版了210多期，總發行量已逾1700多萬冊。該雜誌作為宣傳中國硬筆書法藝術的重要陣地和聯絡全國廣大硬筆書法愛好者的橋梁紐帶，作為進行硬筆書法教育的課堂，作為培養硬筆書壇新秀的搖籃，作為推動和組織鋼筆書法事業前進的基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範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