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梳理：熊秉明的《中國書法理論體係》
有人說：注意空白的運用是中國畫的一個特色，其實， 也可以說，中國古人的宇宙觀本身就是容許許多空白的。《莊子.齊物論》中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誌，聖人議而不辯。” 《論語》中也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雖然講“學”，但他所講的內容大概隻是“好古，敏以求之”的內容而已，是有所“止”的。後來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可見，對於“為”、“知”的節製態度，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種共通精神，並不隻是講究“無為”的道家獨有的。
《易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謂“形而上者”，是憑經驗不能認識、不能驗證的。所以，它接下去說：“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疾”與“行”都是屬於“形”或“器”的，因此，都是有限製的。同樣，《莊子.齊物論》中也說：“辯也者，有不辯也。”老子也講了很多“大”的理論。這些既可以說是一種辯證法，但也可以說，是對“形”、“器”範圍的努力的一種有限度的看法。《鬼穀子》是一本縱橫家的書，同樣也受了這種影響，它說“聖人”是“以類知之”，或者說是通過概念、分類去認識事物的，但他還比不上真人的“同天而合道”。
既然最高的道理被認為是不能通過“形而下”的努力去達到的，那麼，教導的方法便不能單純采用分類、邏輯的方法。所以，孔子說：“善譬可以為師”。而象墨子那樣要“立儀”而後言的做法，後來便被人輕視了，認為它局限於邏輯的範圍，是“蔽”於邏輯了。
這樣，“空白”與形象性，便成了中國古人教導方法的一種特點，體係化、明確所指的做法，隻成了引導人們入門的方法，沒有受到尊崇。比如，亞裏士多德研究修辭是從分類開始的，中國則不重視這一類；西方的軍事著作從具體特征講起，中國的軍事著作則講一般原則；國際象棋的研究也是分類而漸進、通過研究各種具體特征而進步的，圍棋則隻總結了一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