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安漢(今四川南充)人陳壽於武帝太康(公元280—289年)中“撰魏、吳、蜀《三國 誌》，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①。後世因此把它與《史記》、《 漢書》、《後漢書》並稱“四史”，給予了很高的地位和評價。
　　同時，也因為如下兩方麵的情況，引發了後世對《三國誌》的論爭，並且綿及千有餘 年，至今未息。這兩方麵的情況及由此引發的論爭是：
　　第一，《晉書》卷一《宣帝紀》載：“帝(司馬懿)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 帝有雄豪誌，聞有狼顧相，……既而竟遷魏鼎雲。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 天下，導乃陳帝(司馬懿)創業之始及文帝(司馬昭)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麵覆床。曰： ‘若為公言，晉祚複安得長遠。’”東晉明帝聞王導之言所以會“以麵覆床”，是因以 前朝先帝輩用僭竊得帝位為羞，擔心有人效法之而危及晉祚。其後，習鑿齒為了“裁正 ”當朝權臣桓溫“覬覦非望”而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於晉湣帝。於三國之 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 ②。又在臨終所上表中稱“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把司馬氏說成是忠 於漢室，反製曹奸的英雄，從而把前朝“推魏繼漢，以晉承魏”的統緒，改為帝蜀而偽 魏。從此形成了西、東二晉截然不同的魏、蜀正閏觀。自此以後，曆朝曆代的政客們出 於政治的需要，或言當帝魏，或言當帝蜀，甚至自東晉迄於有清，改修《三國誌》以正 帝統之風，一直甚囂塵上；學者們則從史書編篡理論的角度論證《三國誌》的帝魏或帝 蜀，有的甚至因此被搞得似是而非，幹脆提出了如“三國，……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 ，皆不得正統”的“無統之說”，如宋人朱熹③，真可謂連篇累牘，莫衷一是。 
　　第二，在唐代，由於政府的重視出現了史學勃興的局麵，史學批評的風氣形成，其間 以劉知幾的《史通》影響最著。劉知幾在書中首次提出了《三國誌》在直書和曲筆方麵 存在的問題。《直書》說：“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 武侯，或發仗雲台，取傷成濟，陳壽……鹹杜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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