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書法觀中的政治投影
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在北京“發憤上萬言書，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注：陳永正《嶺南書法史》第十二章第三節“書學史上劃時代的巨著—《廣藝舟雙楫》”。）此書被頑固派禮部侍郎許應睽、李文田等阻格，未能上達。由於是“布衣上書”，書中所言“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注：陳永正《嶺南書法史》第十二章第三節“書學史上劃時代的巨著—《廣藝舟雙楫》”。）等綱領也頗引起朝中舊臣的不滿，遂即遭朝野攻ｊｉé＠①，“京師嘩然”。（注：《廣藝舟雙楫·康氏自序》。）初次上書即遭挫敗，康氏從政變法的熱情為之一沮，政治上施展抱負的希望渺茫，苦悶之餘轉而研習金石書法。《康有為自編年譜》載是年曰：“沈子培（指沈曾植）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徙居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盡觀京師藏書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金石書，以人多為之者，乃續包慎伯為《廣藝舟雙楫》焉。”
附圖
從光緒順天應試上書到七年後的公車上書再到十年後的戊戌變法，乃至日後的“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遊遍四州、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裏”，（注：陳振濂《現代中國書法史》第三章“觀念先行的康有為”P59。）康氏始終是維新變法的鼓吹者，十幾年不懈的努力，給人一種“冥頑不靈”、“本性難改”的政治形象。那麼，在此期間寫的《廣藝舟雙楫》及書法活動，雖未必能與政治直接掛鉤，要之是出於同一思想認識和心理情緒，想必也並非妄言。
“尊碑”與“抑帖”，是《廣藝舟雙楫》全書的核心。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識，對帖學一係作全麵的否定，一係列的評騭之辭使人為之莫名震駭。一股明顯的偏激之氣衝蕩其間。真實，碑學帖學，各係時勢，各具其美，均是人們審美的選擇和實踐的結果，以康氏的學識功力應不難明此道理。過分的偏激，不是理論批評應有的態度。如此偏激過分，不免令人想起此公政壇上的一度叱吒風雲，卒遭慘敗的憤憤不平，將此心移之書法，偏激之意也是預料之中的，表麵的荒唐掩蓋了深層的必然。
如果說僅僅一個“偏激”尚不足以充分證明政治態度對康氏書法觀念的強大影響的話，則再看以下分析。
在《廣藝舟雙楫》中，公開強調“變”。第一章即明確